达摩流浪者 | 杰克·凯鲁亚克

这是一本关于背包革命、自然精神、生命思索以及禅之道的小说，讲述的是1955年两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贾菲与雷蒙追求真理以及禅理的故事。他们以其特殊的世界观追寻着生命的直觉、纯净与唯美，马拉松式的狂欢与旧金山的纵情“雅雍”无疑是自由的最佳注解，而诗人的情怀与托钵僧的苦旅，历经马特峰与孤凉峰的超拔洗涤，让尘世显得如此澄透。《在路上》出版之后的一年，凯鲁亚克将《达摩流浪者》献给了寒山子，并于美国西海岸勾勒出禅疯子与登山背包行者的朝圣路线，也为“垮掉的一代”确立了的文学版图，平添些许东方色彩。

作者简介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凯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父母为法裔美国人，他是家中幼子。他曾在当地天主教和公立学校就读，以橄榄球奖学金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爱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等“垮掉的一代”。

凯鲁亚克大学二年级退学从事文学创作，并辗转于美国海军和商用航运公司等处。一九五○年，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出版。一九五七年的《在路上》问世后，他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跻身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著名作家行列。他还著有《达摩流浪者》、《地下人》、《孤独的旅人》和《孤独天使》等作品。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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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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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节选：

我生平所遇的第一个”达摩流浪者”就是上述的小老头，而第二个则是贾菲·赖德–他是” 达摩流浪者”的第一名，而且事实上，”达摩流浪者”这个词儿，就是他始创的。贾菲来自俄勒冈，自小与父母和姊姊住在俄勒冈东部森林的一闾小木屋。他当过伐木工和农夫，热爱动物和印第安人的传说，这种兴趣，成为他日后在大学里研究人类学和印第安神话学的雄厚本钱。后来，他又学了中文和日文，成了一名东方学家，并认识了”达摩流浪者”中的佼佼者–中国和门本的禅师。与此同时，身为一个在西北部长大、深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他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那种老式的无政府主义。又有很深的认同。他懂得弹吉他，喜欢唱老工人和印第安人的歌曲。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旧金山的街头。（我忘了提，离开圣巴巴拉之后，我靠着一趟顺风车一路坐到旧金山。说来难以置信的是，载我的人是个年轻的金发美女，她穿著件无肩带的泳衣，赤着脚，一个脚踝上戴着金镯子，开的是最新款的肉桂色林肯牌”水星”轿车。她告诉我，她很希望有安非他命提神，让她可以一路开车开到旧金山，而凑巧我的圆筒形行李袋里就放着些安非他命。）我碰到贾菲的时候，他正踩着登山者那种奇怪大步在走路，背上背着个小背包，里面放着书本、牙刷之类的东西。这是他入城用的背包，有别于他的另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的是睡袋、尼龙披风、炊具和所有爬山时用得着的东西。他下巴蓄着一把小山羊胡，因为有一双眼角上斜的绿眼睛，让他很有东方人的味道，但他完全不像波西米亚人，而且生活得一点不像吊儿郎当、绕着艺术团团转的波西米亚人。他精瘦、皮肤晒得棕黑、活力十足、坦率开放，见到谁都会快活说上两句话，甚至连街头上碰到的流浪汉，他都会打个招呼。而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搜索枯肠去思索，而且总是进出一个精彩绝伦的回答。

“咦，你也认识雷蒙·史密斯?你是在哪认识他的?”当我们走进”好地方”酒吧的时候，大伙食问他。”好地方”是北湾区的爵士乐迷喜欢聚集的地方。

“我经常都会在街上碰到我的菩萨!”他喊着回答说，然后点了啤酒。

那是个不同凡响的夜，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夜。当天晚上，贾菲和一些其它的诗人预定要在六号画廊举行一个诗歌朗诵会（对，贾菲也是诗人，而且会把中国和日本的诗译成英文），所以相约在酒吧里碰面，人人都显得情绪昂扬。不过在这一票或站或坐的诗人当中，贾菲是唯一不像诗人的一个（虽然他是个如假包换的诗人）。其它的诗人，有像艾瓦·古德保那样一头蓬乱黑发的知识分子型诗人，有像奥沙伊那样纤细、苍白、英俊的诗人，有像达帕维亚那样仿佛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有像卡索埃特那样打着蝴蝶领结、一头乱发的死硬派无政府主义诗人，也有像沃伦·库格林那样戴眼镜、文静、肥得像大冬瓜的诗人。还有其它有潜力的诗人站在四周，而他们所穿的衣服虽然形形色色，但共同的特征是袖口已经散线和鞋头已经磨损。反观贾菲，穿的却是耐穿耐磨的工人服装，那是他从”善心人”-类的旧衣商店买来的二手货。这身服装，也是他登山或远足时穿的。事实上，在他的小背包里，还放着一顶逗趣可爱的绿色登山帽，每当他去到一座几千英尺高的高山下，就会把这帽子拿出来戴上。他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是便宜货，但脚上穿的，却是一双昂贵的意大利登山靴。那是他的快乐和骄傲，每当他穿著这双登山靴昂首阔步踩在酒吧的木屑地板上时，都会让人联想起旧时代的伐木工。贾菲个子并不高，身高只有大约五英尺七英寸，但却相当强壮、精瘦结实、行动迅速和孔武有力。他双颧高凸，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家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和尚的眼睛。而他颚下的小山羊胡，抵消了他英俊脸庞的严峻。他的牙齿有一点点黄，那是他早期森林岁月不注重口腔卫生的结果，但他并不以为意，笑的时候总是把嘴巴张得大大。有时候，他会无缘无故突然安静下来，忧郁地看着地板，仿佛心事重重。不过，他还是以快活的时候居多。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的投契，对我所谈到的事情–像关于小老头流浪汉的，有关我坐免费火车或顺风车旅行的体验的–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有一次说我是个”菩萨”（”菩萨”的意思约略相当于”大智者”或”有大智能的天使”），又说我用我的真挚妆点了这个世界。我们心仪的佛教圣者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贾菲对西藏佛教、中国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日本佛教，乃至于缅甸佛教，从里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我对佛教的神话学、名相以至于不同亚洲国家的佛教之间的差异，都兴趣缺缺。我唯一感兴趣只有释迦牟尼所说的”四圣道”的第一条（”所有生命皆苦”），并连带对它的第三条（”苦是可以灭除的”）产生多少兴趣，只不过，我不太相信苦是可以灭除的。尽管《楞伽经》说过世界上除了心以外，别无所有，因此没有事情–包括苦的灭除–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点我迄今未能消化。

前面提到的沃伦·库格林是贾菲的死党，是个一百八十磅的好心肠大肉球，不过，贾菲却私底下告诉我，库格林可不只我肉眼看到的那么多。

“他是谁?”

“我的老朋友，打从我在俄勒冈念大学的时代就认识的死党。乍看之下，你会以为他是个迟钝笨拙的人，而事实上，他是颗闪闪发亮的钻石。你以后会明白的。小觑他的话，你准会落得体无完肤。他只要随便说句话，就可以让你的脑袋飞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菩萨，我认为说不定就是大乘学者无着⑩的化身转世。”

“那我是谁?”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也许你是山羊。”

“山羊?”

“也许你是穆德菲斯。”

“谁是穆德菲斯?”

“穆德菲斯就是你的山羊脸上的泥巴。如果有人问你’狗有佛性吗?’，那你除了能’汪汪’叫两声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那只是禅宗的猾头话。”我这话让贾菲有点侧目。

“听着，贾菲，”我说，”我可不是个禅宗的佛教徒，而是个严肃的佛教徒，是个充满梦想的小乘信徒，对大乘佛教感到望而生畏。”我不喜欢禅宗，是因为我认为禅宗并没有强调慈悲的重要性，只懂得搞一些智力的把戏。”那些老禅师老是把弟子摔到泥巴里去，只是因为他们根本答不出弟子的问题，”我说，”我觉得这很卑鄙。”老兄，你错了。他们只是想让弟子明白，泥巴比语言更真实吧了。”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复述贾菲那些精彩的回答，但他每一个见解，都让我有被针扎了一下的感觉，到后来，他甚至把一些什么植入了我的水晶脑袋，让我的人生计划为之有了改变。

那个晚上，我跟着贾菲一票嚎叫诗人前往六号画廊，参加诗歌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带来了旧金山诗歌的文艺复兴”。每个我们认识的人都在那里。那是一个疯到了最高点的晚上。而我则扮演了加温者的角色：我向站在会场四周那些看来相当拘谨的听众，每人募来一毛几角，跑出去买了三瓶大加仑装的加州勃根地回来，然后对他们频频劝酒，因此，到十一点轮到艾瓦·古德保登场，嚎叫他的诗歌〈嚎叫〉时，台下的每个人都像身在爵士乐即兴演奏会那样，不断大喊”再来!再来!再来!”，而俨如旧金山诗歌之父的卡索埃特，则高兴激动得在一旁拭泪。贾菲朗诵的第一首诗，是以丛林狼为主题（就我的浅薄知识所知，丛林狼是北美高原印第安人的神只，不然就是西北部印第安人的神只）。”‘操你的!’丛林狼喊道，然后跑走了!”贾菲对着口下一群杰出的听众念道，让他们高兴得嚎叫起来。真是神奇，明明是”操”这样粗俗的一个字，被他放在诗中，竟显得出奇的纯净。他其它诗歌，有一些是能反映他对动物的爱的抒情诗行（如写熊吃浆果的一首），有一些是能显示他渊博的东方知识的神秘诗行（如他写蒙古的犁牛的一首）。他对东方的历史文化的了解深入到什么程度，从他写玄奘的一首就可见一二（玄奘是个中国的高僧，曾经手持一炷香，从中国出发，途经兰州、喀什和蒙古，一路徒步走到西藏）。至于贾菲一贯秉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则表现在一首指陈美国人不懂得怎样生活的诗歌里。而在另一首描绘上班族可怜兮兮生活的诗，则流露出他曾在北方当伐木工的背景（他在诗中提到现在的上班族，都被困在由链锯锯断的树木所盖成的起居室里）。他的声音深沉、嘹亮而无畏，就像旧时代的美国英雄和演说家。我喜欢他的诗所流露出的诚挚、刚健和乐观，至于其它诗人的诗，我觉得不是失诸太耽美就是太犬儒，要不就是太抽象和太自我，或是太政治，又或是像库格林的诗那样，晦涩得鸡以理解（他诗中提到的”厘不清的过程”这词儿倒是很适用于形容他的诗）。不过，当库格林的诗说到了悟是一种很个人性的体验时，我注意到其中具有强烈的佛教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跟贾菲很相似，而我猜得到，那是他和贾菲在念大学的死党时代所共享的（就像我和艾瓦在东部念大学时也共享过相同的思想理念一样）。

书廊里一共有几十人，三五成群地站在幽暗的台卡，全神贯注地聆听朗诵，唯恐会漏掉一个字。我在一群群人之间游走（面向着他们而背对着舞台），去给每一个人劝酒，有时，我也会坐到舞台的右边，聆听朗诵，不时喊一声”哇噻”或”好”，或说上一句评论的话（虽然没有人请我这样做，但也没有人提出反对）。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夜。轮到纤细的达帕维亚上场时，他拿着一迭像洋葱皮一样纤细的黄色纸张，用细长白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翻，一页一页地念。诗都是他的亡友奥尔特曼所写。奥尔特曼前不久才在墨西哥的济华花过世，死因据说是服用了过量的佩奥特碱（一说是死于小儿麻痹症，但这没什么差）。达帕维亚没有念一首自己的诗–这个做法，本身便够得上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挽歌，足以在《堂吉诃德》的第七章里挤出泪水来。另一方面，他念诗时所使用的纤细英国腔调，却让我不由得在肚子里大笑起来。不过，稍后和他熟谙以后，我发现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会场的其中一个听众是罗丝·布坎南。她有着一头红短发，是个骨感的美女，跟谁都能发展出一段罗曼史。她是个画家模特儿，也写写作。当时的她，正跟我的死党寇迪打得火热，所以显得神采飞扬。”怎么样，罗丝，今晚很棒吧?”我喊道，而她则拿起我的酒瓶，仰头喝了一大口，眼睛闪闪有光地看着我。寇迪就站在她背后，两手揽住她的腰。今天晚上当主持人的是卡索埃特，他打着个蝴蝶领结，穿著件破破烂烂的西装。每当一个诗人朗诵过后，他就会走上台，用他一贯的逗趣刻薄语气，说一小段逗趣的话，介绍下一位朗诵者。所有诗歌在十一点半朗诵完毕，在场的听众都议论纷纷，很好奇这个朗诵会将会对美国诗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而卡索埃特则如上面提到过的，激动得用手帕拭泪。接下来，一票诗人分乘几辆汽车，一起到唐人街，在其中一家中国餐馆里大肆庆祝叫嚣一番。我们去的”南园”餐馆，凑巧是贾菲的最爱。他教我该怎样点菜和怎样使用筷子，又说了很多东方禅疯子的趣闻轶事给我听。这一切，再加上桌上的一瓶葡萄酒，让我乐得无以复加，最后甚至跑到厨房的门边，问里面的老厨子：”为什么达摩祖师会想到要向东传法?”

“不关我的事。”他眨了一眨眼睛回答说。我把这件事告诉贾菲，他说：”好答案，好得无与伦比。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心目中的禅是怎么回事了。” 贾菲还有其它好些值得我学习的东西，特别是怎样泡妞。他那种无与伦比的泡妞禅道，我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就见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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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 1 条评论

1. books51

   2017/10/12

   禅和背包族革命

   在1963年4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个叫乔治.普林顿的人写了篇名为《所有病态的水手》的评论。在这篇简短的评论里，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几位作家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美国流浪汉小说。包括写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索尔.贝娄，写了《第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当然还包括《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

   这类小说一般都很冗长，充满了怪人、离经叛道者和荒诞的角色。情节有一连串冒险事迹构成，围绕着主角发展。小说中往往由一个追寻的目标或者理念，让人物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杰克.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达摩流浪者》便是这一种小说的典型标本。这是一本流水帐式的游记，没有高潮、悬念，没有详与略，重点与次要之分。正如贾菲论述雷的写作时提到的那样，完全是自动式的写作。人物中的雷和贾菲都是脱离于社会标准的禅疯子，行为放荡不羁，不受拘束。更重要的是，在雷的不断流浪中同样也包含着一个理念和追求。

   这是一部献给中国古代的诗人寒山子的小说。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寒山子曾经影响了一代美国的年轻人。比如小说中的贾菲和雷，如果你将这部小说看成是自传式的，也可以说是现实中的杰克.凯鲁亚克和诗人加里.斯耐德。在他们的想象中，寒山子是一位厌弃了城市和这个世界躲到深山隐居的禅疯子，是将自身从社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寻求原始的真性情的人。这种行径和他诗中透露出的禅意契合他们的行为和欲求。于是，寒山子的禅也就成了他们的理念和追求。他们模拟寒山子的生活方式，自动远离美国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搭便车流浪于各个城市之间；或是登到高山之巅，寻求这个世界的真理和自我灵魂的净化；或是在树下、玫瑰花丛间打坐、祈祷，进行着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上仅剩的高贵活动。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过都是“空和觉”；他们感应到万事万物的脉搏，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了拯救。在小说的结尾，雷按照贾菲的指引来到了孤凉峰，在那里居住了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他要重新回到城市时，他感到自己长大了。他学会了感恩，领悟到“不管是小孩还是无知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上帝应该赐福给所有的人。此时此刻，雷几近获得了完美的“神爱世人”的博大胸襟。

   由于时空的差异，雷的“禅”在我们看来有时会显得矫揉造作。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最动人的信息。“禅”或许只是个幌子。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实践了一种他们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带着反抗、决绝，带着青春的激情和放荡，以及难得的清醒。而他们所要与之决裂的是当时主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在这种生活方式里，“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电视、汽车和其他她们并不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系统里”。正如雷的一首诗中所描绘的，他们是在“旷野中疲于奔命的老鼠”。他们住在高级的房子里，在同一个时间里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以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着事情。他们是被机械文明规训和奴役的人。

   “达摩流浪者”在全世界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的时候，需要一种理念支撑他们，才能用他们沾满尘垢的嘴唇放声大笑。不管这种理念是东方的禅还是西方的基督，关键是他们是对此真诚的，是信仰的，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虚妄。他们借助“禅”到达了世界的另一端，规避了被现代文明驯化的命运。

   贾菲在书中说，他有一个美丽的愿望，他期待一场伟大的背包族革命的诞生。到了那时候，将会有无数的年轻人，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上高山去祈祷，会逗小孩子开心，会取悦老人家，会让女孩子爽快。他们会写着突发奇想、莫名奇妙的诗歌，会把永恒自由的意向带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灵。

   正是背包族革命的图景，以及他们对这种图景的实践，而不是有关“禅”的理念才是小说中最动人的。而对于那些生活在都市中、在朝九晚五式的生活里平庸地消耗青春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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