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丛书系列之二:湯因比的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修訂插图本

原名: A study of history

版本: 修訂插图本

地区: 大陆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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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歷史研究 修訂插图本前言 ,阿諾德·湯因比

　從1920年至1972年，我一直致力於《歷史研究》的寫作。在1920年的夏天，我進行了首次嘗試，但未獲成功。1921年夏，我在伊斯坦布爾到卡來斯的火車上，草草擬定了各部分的題目，其中大多可在這部修訂插圖中找到。未經刪削的全本共計12卷。自1927年至1939年，我搶在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面趕寫這本書，在大戰爆發前40天出版了頭6卷。1954年我又出了第7至10卷，1959年第11卷（《歷史地圖和地名集》）問世，1961年則出版了第12卷（“反思”）。

　　自1924至1956年，我在撰寫《歷史研究》一書的同時，還為倫敦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編寫一部當代國際事務的年鑒，之後又同我的妻子一道編寫一部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史。這兩項龐大而耗時費力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時做這兩項工作，我便一項工作也幹不成。我始終是腳踩著現在和過去兩隻船。在這本《歷史研究》的修訂插圖本中，我同樣是二者兼顧，既回顧過去，又展望未來。因為當你研究現在和過去的時候，對未來不可能視而不見，倘若這是可能的話，那反而荒唐可笑了。

　　在古希臘的兩部偉大史詩之一《奧德修記》中，有一個關於海神普羅泰烏斯被一位叫邁奈勞斯的希臘流流浪者綁架的故事。邁奈勞斯自特洛伊戰場返家途中迷了路。如果綁架者將普羅泰烏斯抓牢不放，他就會被迫告訴綁架者有關他們的命運。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因為普羅泰烏斯對付綁架的辦法是不斷變形。英語中的“變化無常”(Protean)一詞便由此而來。歷史就是變化無常的事物。你還沒有抓住一種形態的歷史，它已經像普羅泰烏斯一樣改變了自己的形狀，有時簡直變得面目皆非。

　　變形恰恰是歷史的本質，因為歷史的本質正在於不斷地增添自身。從1914年8月我最初產生撰寫這部著作的衝動時起，到目前這一卷的面世，歷史已經增添了不只58年的內容。每一次的增添都改變了歷史的整體，因為整個過去都由於我們新的生活經驗而顯得有所不同。

　　基於這些理由，本書現在這個版本與1934年至1954年間出版的原10卷本有著廣泛的不同之處。基於同樣的原因，目前這個版本由於歷史事件的長河不斷地流動以及知識的持續增長註定也會過時。只要人類繼續存在，無論歷史還是任何其他人類活動，都不可能永恆不變。如果本書有助於讀者對既令人畏懼又令人著迷的人世變遷採取一種全面的看法，那麼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大發宏願的年代──從湯因比《歷史研究》談起

江曉原

　　1914年8月，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在牛津大學講授古典希臘歷史時，突然腦子裏靈光一現，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給了他一個直到近60年後仍未擺脫的震撼──為這世界分崩離析、各國間血腥戰爭而震撼。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拉開序幕，隨後的兩年間，湯因比在學校中的朋友同事竟有半數死於戰爭。

　　這靈光一現的震撼造成的碩果之一，就是湯因比多年後的宏篇巨著《歷史研究》。全書12卷，於1939年至1961年間出齊。1947年、1957年先後出版了D.C.索麥維爾為前10卷編的簡編本，該簡編本的中譯本，即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研究》，非常樸素的三冊。

　　1972年，已成享譽多年之史學前輩的湯因比，自己為《歷史研究》全書12卷編了另一個簡編本，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中譯本,平裝16開一巨冊，氣勢宏大，圖文並茂，定價88元，在圖書訂貨會上一亮相就暢銷。誰說學術書就不能暢銷？誰說定價高了就沒人買？誰說歷史研究沒有用？誰說近百萬字的巨著如今就沒人願意讀？“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出了真正的好書，“雙效益”之夢照樣可以圓。

　　這本書究竟好在哪里，各人可以見仁見智。我覺得它好就好在有靈魂──有某種東西能讓那些史料活起來。湯因比在1972年簡編本的自序中說：

　　 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對惡毒地奪走這些人生命的行為便越發悲痛和憤慨。我不願我的子孫後代再遭受同樣的命運。這種對人類犯下的瘋狂罪行（指進行世界大戰──江按）對我提出了挑戰，我寫這部書便是對這種挑戰的反應之一。

湯因比這樣說，也許有人會覺得未免有點誇張甚至自大──你寫一部書，對那些手握雄兵的戰爭發動者、對那些“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爭罪犯，又能有什麼影響？孔子修《春秋》真能令亂臣賊子懼？

　　其實，含悲憤而著書，主要是在精神上進行抗爭，從這個角度來說，湯因比倒也沒有什麼誇張自大。當年司馬遷受了不公正的宮刑之辱，其悲憤自必有過於湯因比者，而他忍辱苟活，寫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終成千古名作，其心跡亦必有同于湯因比者。

　　像《歷史研究》這樣的宏大的主題，如今足以嚇倒幾乎所有的學者，而湯因比當年，卻在修昔底德給他的震撼之下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此書的寫作。這使我聯想到威爾·杜蘭（Will Durant）和他的11卷本巨著《世界文明史》。

　　杜蘭30歲時就“不揣翦陋地想寫一本《世界文明史》”，40歲上寫了《哲學的故事》一舉成名，50歲那年（1935年）才出版了《世界文明史》的第一卷《東方的遺產》，但此後他持之以恆，窮40年之功，在他夫人的協助下，終將11卷的巨著全部完成。在全書出齊13年之後，杜蘭得以帶著“此生大事已了”的滿足感安然去世。

　　查查年代，湯因比大約在1920年或稍後開始《歷史研究》的寫作，而杜蘭大約在1927年開始動筆寫《世界文明史》，兩人幾乎不約而同。20世紀20年代，這可真是一個大發宏願的年代啊！

　　這一聯想，又聯想到了另兩部巨著。

　　號稱“科學史之父”的喬治．薩頓（George A.L.Sarton）,大約與湯因比和杜蘭同時，也在20年代大發宏願。他的宏願是寫《科學史導論》，從荷馬時代的科學開始論述，第一卷出版於1927年。然而這部書他只寫了3卷（第3卷1947出版），論述到到14世紀。

　　後來薩頓的宏願又進一步擴大──他決定寫“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學史”，全書計劃中共有9卷，可惜到他1956年去世時，僅完成頭兩卷：《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1952年出版）、《希臘化時期的科學和文化》（1959年出版）。他去世後，此書的寫作計劃就無疾而終。

　　另一部巨著是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是他原書的正式書名，但他請朋友在扉頁上題寫的中文書名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國內就一直使用，現在已經約定俗成了。李約瑟開始寫此巨著的時間，與薩頓開始寫“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學史”約略相同，都在40年代。《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卷出版出版於1954年，與薩頓巨著第一卷的出版也僅差兩年。

　　要說這兩部書的命運，李約瑟的似乎好一點。他的寫作計劃在實施過程中不斷擴大，達到7卷，34個分冊，到他1995年去世時，已出版了約一半的分冊。當然，李約瑟的工作條件應該說比薩頓好些，特別是他先後得到大批來自各國的學者的協助──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魯桂珍。由於魯桂珍和李約瑟的特殊關係，來自魯桂珍的幫助就不僅僅是事上的，而且還是心靈上的、精神上的，這一條件恐怕是薩頓所不具備的。

　　這裏的表格是上述四部巨著的有關情況一覽表：

書名 作者 寫作年代 出版年代 結局
《歷史研究》 湯因比 1920～61 1939～72（包括簡編本） 生前完成
《世界文明史》 杜蘭 1927～1967 1935～1968 生前完成
1900年前的科學通史 薩頓 約1940～ 1952、1959 計劃9卷，僅成頭兩卷。
《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李約瑟 1947～ 1954～（包括簡編本） 規模不斷擴大，雖有眾多協助者，仍遠未完成。

　　在20世紀20年代動筆的兩部巨著，按理說題目更為宏大，寫作條件也相對要艱苦些，卻都在作者生前順利完成。而開始於40年代的兩部巨著，主題相對小些（當然也是非常宏大的），條件肯定更好些，卻都在作者歸於道山時遠未完成，這難道是純粹的巧合？還是背後另有更深刻的原因？

　　今天的人們，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裕，窗外有百丈紅塵，其誘惑越來越劇烈，許多人被名韁利鎖越牽越緊，每日的步履越來越匆忙，在物欲深淵中越陷越深，離精神家園越來越遠。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流逝，宏大主題的鴻篇巨制是越來越少了。作者懶得寫，讀者也懶得讀了。

　　湯因比也好，李約瑟也好，他們在晚年都已經看到了這種局面，所以他們不約而同地為自己的巨著編簡編本，以便提供給“一般公眾”閱讀。湯因比自編的簡編本就是此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出的《歷史研究》──這樣近百萬字的一冊，雖然只是原著的簡編本，在今天看來也已經是“巨著”了！

　　李約瑟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則請科林．羅南（Colin A. Ronan）將李氏巨著改編成一種6卷的簡編本，書名《中華科學文明史》，篇幅僅李氏原著十幾分之一，至今已出5卷。此6卷簡編本的中文版權，已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併購得，目前正由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負責翻譯。前3卷將於今年年底問世──今年正值李氏百歲誕辰，這部《中華科學文明史》中譯本的出版，將成為對李氏數十年辛勤工作和他對中華文明之深厚感情的紀念，而廣大公眾也將有條件較為全面地直接瞭解李氏的成果。

　　大發宏願的年代，也許已成過去，但是，讓我們懷念這樣的年代吧。

世間已無湯因比

□趙世瑜

　　史學家湯因比雖然已經駕鶴西歸，但湯因比的時代並沒有結束

　　借用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的一個標題，來表達我在重讀湯因比《歷史研究》——當然，這次是新版的修訂插圖本——之後的感慨。

　　與斯賓格勒寫作《西文的沒落》的效果相同，歐洲歷史學家反思世界的歷史，從而拋棄歐洲從中心論的思想在湯因比的這部著作中變得更加清晰：“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這作為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已為當今的有識之士所繼承和發揚。但似乎這場決鬥並沒有結束，像杭亭頓的《文明的衝突》、薩伊德的《東方學》，以及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等等，你方唱罷我登場。伴隨著的是好萊塢電影、麥當勞和互聯網上99%以上的英語信息在全球蔓
延，以及關於西文話語霸權和文化多樣化的聲音的此起彼伏。

　　湯因比雖然駕鶴西歸（不知他是否如對池田大作表達的他的幻想那樣，轉世到了新疆），但湯因比的時代並沒有結束。

　　湯因比似乎終於接受了克羅齊，這似乎在本書早期的版本中並不明顯。“對歷史進行全面研究的現實需要，是顯而易見和無可爭辯的”。他對他所經歷的世界大戰如此深惡痛絕，以致表示“這種對人類犯下的瘋狂罪行對我提出了挑戰，我寫這部書便是對這種挑戰的反應之一”。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敢肯定，我們的歷史學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產生歷史書的創作欲時，是出於“把一種當代經驗（無論個人的還是集體的）與關於某種恰成反差的歷史境況的知識相對照”的。

　　湯因比顯然也接受了科林武德，他對蘭克的批判和對卡爾觀點的引述，他說“歷史學家對過去的審視都隨著他本人觀察立足點的不斷變化而調整”，都表明他已認可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雖然人們往往將其歸入“思辨的歷史哲學”、其主要探討歷史發展的特徵及規律，但在該書中，湯因比卻把他的對人類歷史的宏觀“思辨”置於歷史認識的“分析批判”基礎上。其實，過去人們對歷史哲學的兩分法是過於簡單化了，或者說那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因為湯因比的“宏觀敍事”自問世以後便頻遭批評，說其中充滿事實錯誤，如一盤散沙，像大卸貨場等等，於是他在本書中譏笑了“一些歷史學家”對威爾斯《世界史綱》的批評，說這些人並未認識到“威爾斯是在做他們自己連嘗試一下都幾乎不敢的事，以單獨一個人的想像來重新體驗人類的整個生命歷程”，這實際上是在為自己辯護，“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因此，他必然要開宗明義地告訴大家：“對於一定的社會環境而言，歷史思想具有相對性這一點是絕對的。”他還及時地向我們出示了三幅圖片：同是基督教的主題，剛果藝術家讓我們看到的耶穌，是一個吊在十字架上的黑人，伊斯蘭藝術家表現的是一個坐在清真寺裏的基督，而中國人表現的當然是類似送子觀音那樣的抱著乖乖寶貝的聖母瑪利亞。

　　直到現在為止，許多罵湯因比的人並沒有去讀湯因比；許多人無法回答湯因比提出的問題，硬著頭皮去做一些徒勞無益的事；更有些人至今還認為只要對史料進行科學的批判利用就可以重現客觀的歷史過去（即蘭克派的主張），而不知道沒有思想就沒有歷史學。其實，做出一部通史並不難，難的是通史中要有自己獨特的、而非人云亦云或者“大家都可以認同的”思想，要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表明自己的思想，而不滿足於做“事實”的巨人，理論（思想）的矮子。

　　湯因比留下的遺產遠不止此。

　　我們曾經習慣於做走兩個極端的歷史學家：一個是為虛假的、狂熱的、大規模的運動烘雲托月——譬如中國“文革”時期的“影射史學”，以及納粹德國時期的“法西斯史學”——這日漸為人不齒，但還是有時不能免除“做注”之俗；另一個是日漸普遍的趨勢，那就是冷冰冰地對待我們的研究對象，好像解剖醫生面對著屍體，或者生物學家望著顯微鏡下的細菌，彷彿這樣就可以達到“科學”的殿堂，或者逃避現實。但湯因比並不是這樣，不知道這是否與他對宗教的情感有關，但至少與他研究歷史的“現實需要”目的有關——“人類無疑正在走向自我毀滅，除非我們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狀態”。他把理解和欣賞彼此的文化遺產視為一種“珍愛”：“沒有愛的火焰，人類社會團結方面出現的裂隙，就不可能被熔為一體。”因此，他才去探討一個又一個文明興衰的過程及其動因，才去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以發現各自的優長。也許在他和池田大作的《展望21世紀》一書，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感表露得更為強烈，但這的確是史學家應有的終極關懷。

　　我們在“製造”新的一代史學家的時候，往往忽略這種情感教育，因為我們自己往往就沒有想明白自己為什麼研究歷史——我們是為一個飯碗、為無窮無盡的史料而工作，或者稍好一點，為某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而工作，還是為了更高的目標？我們雖然意識到，但卻很難在教育實踐中落實愛因斯坦的名言——“除非一個人摒棄細枝末節，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否則，在科學中就不會有任何偉大的發現”。我們告訴我們的青年學子許多真實的（也許還有不真實
的）歷史事實，但是我們發現這沒有用，他們要相反更討厭歷史，因為這裏沒有生活，沒有思想，沒有現實。往往是在他們有了思想之後，才感到歷史的厚重，回來重溫歷史（看看那些現在熱衷於寫歷史的文學家）；或者是逕直鬧出一些歷史笑話，譬如說中國沒有經歷歐洲文藝複興、打破中世紀神學桎梏是喪失了一次歷史機遇云云。如果我們不是把培養學生的歷史觀念和人類情感、而是把記憶多少歷史事實（其中肯定有不少是靠不住的）當作強化歷史教育的第一尺度，我們的笑話還會繼續鬧下去。

　　世間已無湯因比，但湯因比的時代還在，他的思想遺產還在。如果我們感覺不到這筆遺產的作用，那麼，對於這個在晚年無比嚮往中國、對中國的未來寄予厚望的人來說，那將是莫大的悲哀。

湯因比與《歷史研究》

□范蔚文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及其鴻篇巨制《歷史研究》早已為專業研究人員和廣大歷史愛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歷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眾多心儀者望而卻步。湯因比在去世前，根據當時史學的最新進展和研究成果，改寫了這一巨著，將其壓縮為一卷，於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據其1995年重印本，翻譯出版了這一享譽於世的著作。

　　湯因比在這部著作中，以文明為研究單位，從一個宏大的視角出發，將人類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對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種文明，湯因比進行了分析和歸納，對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解體加以描述；同時，大一統國家和大一統教會的建立也進入作者的視野；在此基礎上，湯因比還廣泛地考察了歷史長河中各個文明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碰撞、接觸和融合。湯因比聞名遐邇的挑戰—應戰模式貫穿全書並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為什麼要從整體上研究歷史呢？湯因比認為這是“現實需要”。由於技術上日新月異的進步，人類逐步消除了在空間上的距離，
但這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天下一家”的和諧狀態。湯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他不僅看到戰爭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壞，而且深感人類的相互殘殺給後世帶來的緊張、不安、沮喪和暴力正將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危險境地。“為此，我們必須相互熟識，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歷史，因為人類並非僅僅生存於直接的現在。”正是出於這種對人類文明的深切憂慮和對人類文明的無限希望，湯因比懷著一顆“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其傑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熱情，為我們這個時代及後世留下了這筆精神財富。

　　此外，湯因比不僅從時間的縱向層次考察了人類歷史，而且還在各個文明地理分佈的橫向層面保持了“一種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觀點”。湯因比指出：“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這種看待歷史和各個文明的寬廣視野，自然不同於那些將整個人類歷史僅僅看作西方歷史的狹隘偏見。的確，隨著考古的發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歷史得以再現，從而使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並列”。另外，東亞地區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史，特別
是中華文明也成為湯因比關注的焦點之一。晚年的湯因比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思想與傳統文化熔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採用的這種“大歷史”的宏觀敍述手法，是對二十世紀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而發展的史學界分工日益細化的回應。在本書的第一章“歷史思想的相對性”中，湯因比集中闡明了這樣的觀點：“歷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處社會環境中的主導體制的影響。”由於各個文明所處的環境不同，那種試圖在歷史文獻的故紙堆中發現人類歷史整齊劃一輪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歷史研究》（修訂插圖本）與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麥維爾的節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過三卷中譯本）相比，篇幅當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讀，這大大方便了讀者。另外，雖說也是一部節錄本，但與索麥維爾的版本不同，這一版本不僅是湯因比親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撐其觀點的歷史例證以及更多的細節。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這一大十六開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圖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圖、地圖、圖表和九十幅彩圖。製作精美的彩圖和豐富的串文圖、地圖以及圖表，配有恰到好處的詳細說明文
字，賦予了該書新的內容和形式。誠如湯因比所言：“圖片不僅增強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傳遞大量文字無法充分表達的信息。”

　　閱讀《歷史研究》，在欽佩湯因比淵博的學識和精彩的分析之餘，我們可以徜徉在令人著迷的歷史海洋之中，不僅吸取知識，豐富思想，而且能充分獲得思考帶來的快樂。

鴻篇巨制的精彩簡本

明之時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花半生時光寫成了影響世界的12卷大作《歷史研究》。他1920年動筆，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版了前6卷，1954年出版了7至10卷，1959年第11卷《歷史地圖和地名集》問世，1961年第12卷“反思”的出版標誌著全書的完成。

12卷本對一般讀者來說，篇幅是長了些，於是D·C·索麥維爾編了一個節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三、四十幾年前出了中譯本，1986重印一次。這個節錄本的中譯本共三冊，許多中國讀書人買了這套書。但湯因比對索麥維爾本並不滿意，年事已高的他親自動手，結合當時最新史學研究成果，儘量保留了12卷本中支撐其論點的歷史例證，修改編定了一卷插圖簡本，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受到廣大喜好歷史讀物的讀者的歡迎。上海人民出版社依據這個版本1995年的重印本翻譯出版了修訂插圖本《歷史研究》16開一冊。這個中譯本全書約100萬漢字，配有90幅彩圖和400多幅黑白串文圖、地圖和圖表。售價88元。對想讀這本書的中文讀者來說，是一個福音。

湯因比說：“促使我研究歷史的動力是貫穿我一生的好奇心。”

湯因比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許多身邊的人死於戰火，他說：“我不願我的子孫後代再遭受同樣的命運。這種對人類犯下的瘋狂罪行對我提出了挑戰，我寫這部書便是對這種挑戰的反應之一。”

《歷史研究》內容豐富，涵蓋了從人類史的開端至1972年的歷史，不是小文章能說清的，有幾個特點在這裏簡單一說。

湯因比分析了已知的31種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分析了各個文明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碰撞、接觸、融合，將人類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

為什麼要從整體上研究歷史，湯因比認為，人類如不能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狀態，就要走向毀滅，“為此，我們必須相互熟識，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歷史，因為人類並非僅僅生存於直接的現在”。

湯因比不贊成史學界的西方中心說，他寫道：“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比其他文明要優越。”

曾有人問湯因比，如果可以選擇，他想出生在哪個國家，他回答說，希望生在“公元一世紀佛教已傳入時的中國新疆”。二十多年前，他與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對話時，對東方的未來，尤其是中國充滿希望，認為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21世紀的世界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

湯因比在簡本的序言中寫道：“目前這個版本由於歷史事件的長河不斷地流動以及知識的持續增長註定也會過時。只要人類繼續存在，無論歷史還是任何其他人類活動，都不可能永恆不變。”

“我們生活在一條思想的河流當中，我們在不斷地記憶著過去，同時又懷著希望或恐懼的心情展望著未來。”湯因比說。

汤因比与《历史研究》（论着简评）

范蔚文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本，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我们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阅读《历史研究》，在钦佩汤因比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分析之余，我们可以徜徉在令人着迷的历史海洋之中，不仅吸取知识，丰富思想，而且能充分获得思考带来的快乐。《人民日报》(2001年01月13日第八版)

　人间正道是沧桑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有一个说法认为，历史书比小说还好看。这话很有些道理。尽管小说的故事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作家个人的想象力显然比不过历史中全部人的想象力，所以，历史其实比故事更有想象力。人们称赞马尔克斯能够把故事写得那么离奇，马尔克斯就觉得是过奖，他说，南美洲那里的事情本来就无比离奇，作家根本不需要想象力。
　　
历史书兼备双重想象力，既占有离奇的历史事实，又发挥了作家的想象力，于是就制造出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显然，历史学家不想只是罗列史实，不仅是不想，而且不可能，因为真正的史实都是一些无比琐碎的个人行为，哪怕是一天的事实都是描述不完的，尤其是那些琐碎的事实无法直接说明什么，因此，历史学家写出史实的概括和关于这些概括的解释。归根到底，历史学家真正感兴趣的是解释，历史就是解释，对史实怎样概括、分析和评价都按照历史学家心目中的解释性观念。比如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不是“辣妹拥着查尔斯王子照相”这个事实，而是“如果把这个事实选到历史中来，它意味着什么。”
　　
古代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所根据的观念主要是一般的政治、伦理和宗教观念，还没有“上升”到史学特有的观念。现代历史学家更关心以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运动，至于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则成为相对次要的——尽管难以避免——因为政治和伦理的评价并不表现历史学专门的学术性。在发展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方面，汤因比、布罗代尔、科林伍德等大师都有杰出贡献。就个人倾向而言，我比较赞同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方法，而觉得汤因比的观点很有些问题，不过，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无疑是非常精彩的(事实上我只读过《历史研究》的节本，就已经看到它的不凡)，里面有许多深刻的启示。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研究》肯定是值得一读的。
　　
汤因比有着黑格尔式的气魄，用“挑战和应战”这样有哲学水平的大模式去解释人类各种文明的兴衰。汤因比论述了21种文明(有时又说是26个)，基本上是按照古老的特点去分类的，但事实上至少最近100多年来的文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再按照古老的特点去分类可能会导致错误理解，比如说，汤因比所谓的西方文明就太笼统，尽管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有着许多渊源和相似，但美国文明的根本性的典型精神却是美国自己发明出来的(布尔斯延的“美国人”系列对美国文明有着最好的描述)，把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混在一起很难清楚地说明问题，过着“没有尽头的青春期”(Tom Pe-ters语)的美国文明好象没有西欧文明的那些困难和衰相。还有，现代中国文明也是一种正在混成的未定型文明，似乎不能把中国文明等于“停滞的”中国古代文明。总的来说，汤因比的文明类型分类相当缺乏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因此对分析现代社会的文明是不妥当的(当然，对于分析古代社会仍然是有帮助的)。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文明的分类恐怕不再能够以文化传统的特点去划分，而更可能应该注意“传统文明”与“新生文明”的对比——美国文明就是率先进入新世界的文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也正在试图发展出有各自特点的新文明。
　　
关于汤因比的著名模式“挑战和应战”，我觉得是个空洞的真理，因为它总能够说得通，但却根本没有准。按照汤因比的理论，环境的挑战太过分是不行的，过分的挑战把人压垮了，产生不了文明；挑战太弱也不行，那样不利文明的发展。这当然很对，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什么算是“过分的”或“过弱的”挑战，这里显然允许相当随便的解释。
　　
汤因比非常正确地看到，文明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但是他马上又做出不合理的解释：一种文明的衰落首要的情况是，优秀的少数人丧失了本来应该有的创造力，而多数人则随之撤回了模仿行为。这里我想起刘军宁关于“聪明的人和聪明的制度”的说法，显然，聪明人绝对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聪明人，什么都别说了，但是聪明人的才华必需在聪明的制度里才能被利用，甚至，聪明人只有在聪明的制度里才会有才华。由于汤因比对文化和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份量估价有误，因此对文明的发展和衰落的解释不怎么可信。总的来说，汤因比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比较悲观，在他看来，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或者差不多死亡，只剩下一个前途未卜的西方文明。其实，汤因比和其他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艺术和新观念缺乏足够敏感的人一样，基本上只不过是使用了传统文化的那些观念和概念去看事物和问题，结果，各种充满生机的新的可能性、新的趋势和新特点都反而会被认为是“衰落”和“解体”的表现，因此，汤因比的历史方法论基本上不适宜用来解释文明的未来。
　　
尽管汤因比的思想大框架是不可取的，但他的书里却时不时就能够看到汤因比那种属于“优秀的少数人的创造力。”

目录：

第一部 历史形态
第一章 历史思想的相对性
第二章 历史研究的领域
第三章 某些术语的定义
第四章 需要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
第五章 过渡的社会
第六章 文明的比较研究
第七章 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
第八章 犹太模式
第九章 对各个文明的考察

第二部 文明的起源
第十章 关于各文明起源的性质
第十一章 文明源于种族吗？
第十二章 文明源于环境吗？
第十三章 挑战和应战
第十四章 卓越出自艰辛
第十五章 艰苦环境的刺激
第十六章 惩罚的刺激
第十七章 流产的文明

第三部 文明的成长
第十八章 成长停滞的一些例子
第十九章 成长的标准

第四部 文明的衰落
第二十章 决定论可信吗？
第二十一章 模仿的机械性
第二十二章 角色的转换
第二十三章 雅典和威尼斯：短暂的自我崇拜
第二十四章 东罗马帝国：对一种短命制度的崇拜
第二十五章 大卫和歌利亚：对一种暂时性技术的崇拜
第二十六章 罗马教廷：对胜利的陶醉

第五部 文明的解体
第二十七章 社会解体的性质和征象
第二十八章 内部的无产者
第二十九章 外部的无产者
第三十章 灵魂的分裂
第三十一章 解体的挑战

第六部 大一统国家
第三十二章 大一统国家：目的还是手段？
第三十三章 传导与和平所带来的好处
第三十四章 沟通
第三十五章 语言与文字
第三十六章 首都
第三十七章 文官制度
第三十八章 未来是否会有大一统国家？

第七部 大一统教会
第三十九章 毒瘤还是蝶蛹？
第四十章 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
第四十一章 宗教是社会对幻象的回应，还是对实在的回应？
第八部 英雄时代
第四十二章 蛮族的历史
第四十三章 幻象与事实

第九部 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
第四十四章 同时代文明的相互接触
第四十五章 现代的西方和俄国
第四十六章 现代的西方和东亚
第四十七章 世界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社会的接触
第四十八章 同时代文明相互接触的社会后果
第四十九章 同时代文明相互接触的心理后果

第十部 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
第五十章 制度、法律和哲学的复兴
第五十一章 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的复兴
第五十二章 宗教的复兴

第十一部 为什么研究历史？
第五十三章 历史思想的性质
第五十四章 行动中的历史学家
地图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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