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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陈寅恪集 十三卷 pdf格式 扫描 正体 竖排

资源格式: PDF

版本: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发行时间: 2001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繁体中文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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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所用拓片文字节自一九二九年立於清华大学内王国维纪念碑碑铭(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

《柳如是别传》合集内亦包括,特别选出是因其为陈寅恪之代表作,又此扫描本更清晰。

陈寅恪(1890年6月16日-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

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属陈氏义门堂。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市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市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性情孤僻,很少社交。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清华时期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抗战时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解放军渡长江,逼进北平,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留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

岭南时期
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

文革时期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

学说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

关陇集团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从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皆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建立关中本位政策,并且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较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汉族也成为军队主力之一,得以攻灭因政治混乱而衰退的北齐。陈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在西北一隅。”

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评价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批评
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屡作讥评。在《管锥编》第1227页、《宋诗选注序》都直接或间接做了批评。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叙述,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钟书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

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遝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认为为文不可学他。

关于“恪”的读音
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

有人对此持异议。如金文明在《守护语林》中考证,认为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他认为,上杭的客家话里,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e。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确”的粤音为,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因此有观点认为“恪”并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给“恪”编一个新音。

家庭
陈寅恪有三名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
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1997年。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
李 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出版,1998年。
高 阳,《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
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时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收入《陈寅恪书信集》

注释
赵元任、杨步伟:《忆陈寅恪》

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据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的分析统计,陈寅恪有六十四本笔记本兹录如下:藏文,十三本;蒙文,六本;突厥回鹘文一类,十四本;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西夏文,二本;满文,一本;朝鲜文,一本;中亚、新疆,二本;佉卢文,二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摩尼教,一本;印地文,二本;俄文、伊朗,一本;希伯来文,一本;算学,一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一本;亚力斯多德(实为算学),一本;《金瓶梅》,一本;《法华经》,一本;天台梵本,一本;《佛所行赞》,一本。

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陈封雄《回忆录》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十五年春,梁(任公)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据夏双刃的《陈寅恪传》记载,至卢沟桥事变前夕,陈寅恪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缘曲跋》、《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元代汉人译名考》、《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国志曹冲华佗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几何原本满文译文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测》、《禅宗六祖传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支湣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易解释》、《李唐氏族支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怀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瞾与佛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读秦妇吟》、《府兵制试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等文。

方豪说:“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

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见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第15页)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元白诗笺证稿》, 41-43页,三联书店2001
《通鉴》胡三省注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227-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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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北京第一版

陈寅恪集 编者 陈美延 全书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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