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全集 随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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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间: 2008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简体中文

简介: 

　　　　　　　　　　　　世界上只有一个福柯
　　　　　　　　　　　　　　　　　　　
　　　　　　　　　　　　　　　　　　　作者：aBao

　　福柯的一生，洁净，高雅，我行我素，超凡脱俗。
　　
　　福柯的人格魅力之一在我看来就是他极力倡导并一生不懈实践的“生活美学”。
　　
　　当福柯说生活可以是一件艺术品时，他提供了什么样的依据呢？他的依据首先在于自我并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由我们每个人用一天一天的生活创造出来的。不能否认，我们的生活和自我正是我们自己做出的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无论我们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我们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无论我们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都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塑造。因此，福柯说：“从自我不是给定的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转引自刘北成，第308页）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里说，人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日常生活赋予它一种风格：“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崇高而稀有的艺术！”（转引自刘北成，第310页）尼采还说过，真正的自我“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必须被创造的东西”。（转引自米勒，第112页）
　　
　　他坚持认为，一个理想的人“并非那种努力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的‘真实’的人，而是那种力图发明他自己的人”，是那种不受传统道德羁绊约束的人。（转引自米勒，第626页）

　　对于这些规范和习俗，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会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而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却会在自己的生活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对这些规范加以改变。这就是福柯多次提到的“改变自我”的内涵。
　　
　　在人对自我和自己生活的塑造中，改造自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什么叫“把个人同他自己束缚在一起”？这句话听上去很怪。其实，福柯是在说，人的自我应当不断地改变，不应当永远是那个过去的“自己”，固定不变的“自己”，先天的“自己”。其中的逻辑同他的社会建构论是完全一致的。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特罗佛尼乌斯，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快快乐乐地度过六天，尽情地享乐；第七天你就会得到你最向往的东西。”而在第七天到来时，他死去了。（转引自米勒，第264页）福柯对快乐的追求就像这位古希腊神话人物一样，是与死亡连在一起的。这一点颇具古风。
　　
　　　在西方的思想史上，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自然与文化、混乱与秩序、本能与理性的区分是一种最经典的区分方法。这两者被尼采形象地归结为两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
　　
　　我国的文化虽然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但在这一点上，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这样说时，我心里想的是我国一度盛行的螺丝钉精神，它简直是尼采心目中的“发条装置”和“齿轮”的形象而生动的注解。它一度成为主流文化提倡的生活哲学，而这种生活哲学完全彻底地抹杀了人性的丰富多彩和主动性、创造性 ——怎能想象一个有创造性的螺丝钉呢？一旦它创造，它将毁了整部机器。

　　福柯的一生都在努力进行一场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我何以会活着？我该向生活学习什么？我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今天这个我而受苦受难？”
　　
　　所谓尼采式的探索就是：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尼采从不把自我视为某种给定的东西。他说：“我们的肉体不过是一种社会结构。”自我是文化的产物，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探究和打破主流文化或现代性对人的塑造，寻求人的生成而不是人的本在，这一尼采式探索就是福柯受到的主要启示。
　　
　　叔本华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而深刻，令人感到震撼，他说：“一切欲求的基础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的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
　　
　　我坦白地承认，这是福柯性格中最令我难以理解的一点。有一次，他被车撞倒了，他当时以为自己要死去了，就在那时，他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欢欣。这个很难体会到快乐的人在那个瞬间感到了巨大的快乐。对于那些真正参透人生意义的人来说，平静地死去应当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是像福柯那样从死亡中感受快乐的人却属凤毛麟角。这一点也许将永远是一个谜。它的谜底只有福柯本人才知道。

　　这次地震将对全中国人的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
　　
　　《快感的享用》序言中的一段话：“至于激发我的动机，它非常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的好奇心：它不是那种试图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够使人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加，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地使求知者偏离自我，那么这种热情有什么价值呢？在人的一生中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了解人们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
　　
　　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他的全部作品，不论好坏，都出自他个人对体验的迷恋。
　　
　　福柯有一种在学术界极为与众不同的姿态：他是从根本上反对理论的，他说：“对理论的需求依然是我们所拒绝的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提出替代性体制。而一切取代旧理论的新理论，实际上都是加强了类似的权力组织。
　　
　　如果说我们不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新理论取代“错误”的旧理论，那么又应由什么来取代理论的位置呢？福柯的答案是“体验”，他说：“很可能，在20世纪，真正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
　　
　　他会为人们指出：你们一向以为“当然如此”的逻辑其实是错的，你们一向当做常识接受下来的东西其实是错的。
　　
　　在总结他一生的写作生涯时，福柯说：“我很清楚，我所写的一切都是虚构。”（FF，第180页）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这种承认是非同小可的。我想他这样说有两重意思：首先，是哲学上的怀疑论，即对于是否存在着一种表象下的本质这件事本身存疑。如果说一切所谓本质也都是社会建构而成的，是历史的种种偶然造成的，那么，所有的学问不是虚构又能是什么呢？它只能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而不可能是对已经存在在那里的某物的发现。其次，福柯的写作风格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像个文学家。他的文字有惊人的辞章之美，又常常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奇思异想，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寻常的搞学问的人也是十分不同的。
　　
　　•尼采的影响
　　
　　福柯在所有的哲学家中独尊尼采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尼采早已被法西斯主义对他的误解和误用搞得声名狼藉。福柯之所以看重尼采，与他对以往所有哲学的总体否定有关。
　　
　　根据弗兰克的观点，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西方的思想史：它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古代，信仰自然神；第二阶段：中古时代，信仰上帝；第三阶段：近代和现代，信仰理性；第四阶段：当代或后现代，没有信仰（“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提出“上帝之死”的是尼采，而提出“人之死”的是福柯。换言之，尼采否定了上帝，福柯否定了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
　　
　　在学术上，福柯一直竭力阐述他在权力问题上与众不同的看法，即权力并不是像传统的权力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少数多行不义的统治者手中，而是弥散的；权力不是供某些人占有的一个东西，而是在运作中的各种力量的关系。
　　
　　福柯认为，并没有不容置疑的正义，他说：“正义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斗争舞台。这些斗争最终创造出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与一种假设真理具有可见性、确定性和度量性的知识相关。这种对真理的肯定变成西方知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

福柯年表：
　　1926 10月15日生于法国中西部文化教育古城普瓦捷。父亲保罗·米歇尔·福柯和祖父保罗·安德烈·福柯都是医生。母亲安妮·玛丽·马拉贝也是医学世家出身，她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兼普瓦捷医学院医学教授。
　　1934 7月26日奥地利首相多弗斯遭法西斯分子枪杀，年幼的福柯“生平中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震撼”。
　　1936 为训练福柯兄妹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家里请来一位英籍修女陪伴他们。
　　1937 福柯向父亲宣告他长大后将选择当历史学教授，不愿意继承家业当医生，首次表现出他的叛逆性格。
　　1940 进入由天主教修士创建的斯旦尼斯拉夫书院。
　　1942 由于学校哲学教师被德军关押在集中营，母亲特地请一位哲学系学生路易·杰拉特为福柯补习哲学，同时还向学校推荐一位天主教修士担任哲学教师。
　　1943 福柯获高中毕业文凭，并升入普瓦捷的路易四世大学预备班，为升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作准备。
　　1945 报考巴黎高等教师学院第一次失败后，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大学预备班，遇见名哲学家依波利特，从此师从依波利特，在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 福柯成功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师从阿尔杜塞、依波利特等名师。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在性生活方面，遇到了麻烦，而且因表现出同性恋的倾向而苦恼。
　　1947 原本在里昂大学任教的梅格宠蒂，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心理学，使福柯能够以新的观点准备他的心理学论文。
　　1948 福柯在巴黎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福柯产生自杀念头。
　　1949 海洛宠蒂升任巴黎大学心理学教授，并开讲“人的科学与现象学”的课程，给予福柯深刻的印象。福柯在依波利特指导下开始准备他的论黑格尔的博士论文。
　　1950 福柯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再次出现自杀念头，并到医院接受戒毒治疗。
　　1951 获大学哲学教师资格文凭，退出法国共产党，并在冈格的指导下，准备哲学国家博士文凭。从此，福柯还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心理学讲师，同时准备考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医生资格。
　　1953 福柯能加贝克特《等待弋多》新书发表会，促使他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折，从此对布朗肖、巴塔耶和尼采深感兴趣。福柯参加拉康的研讨会，并研究德国精神病治疗学、神学和人类学，特别集中研究和着手翻译宾斯万格的著作，对其中的《疯狂只是生平现象》深感兴趣。当年夏天，福柯亲自前往瑞士精神病治疗学家罗兰·库恩在医院中举办的精神病人嘉年华晚会。同年获心理学学院的实验心理学文凭，取代阿尔杜塞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哲学讲师。
　　1954 发表《精神病与人格》。在该书的结论中，福柯说：“真正的心理学，如同其他关于人的科学一样，应以帮助人从异化状态中解除出来作为其宗旨。”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讲授《现象学和心理学》。
　　1957 7月返回巴黎度假，在克尔狄出版社发现鲁塞尔的文学著作，从此很重视鲁塞尔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年底，在乌普萨拉会见前往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依波利特审阅福柯的《精神病的历史》草稿，并建议作为博士论文交给冈格彦审核。
　　1958 福柯离开瑞典前往华沙，担任华沙大学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密切注视当时发生在波兰的政治事件。10月，前往德国汉堡担任当地法国文化中心主任。
　　1960 起草他的第二篇博士论文《论康德人类学的形成及其结构》，并翻译康德的《从实用观点看的人类学》。4月，福柯的导师冈格彦向克莱费朗大学哲学系主任居尔· 维尔敏教授推荐福柯担任高级讲师。《精神病的历史》被迦里马出版社拒绝。经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耶斯的同意，《精神病的历史》作为在阿里耶斯主编的《文明与心态》丛书中的一本，由伯朗出版社在1961年5月正式出版。10月，认识刚刚考入圣格鲁师范学院的一位哲学系学生丹尼尔·德斐特，他从此成为福柯的终身同性恋伴侣。
　　1961 5月在巴黎大学答辩他的国家博士论文《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与《康德人类学》；前一篇由冈格彦和丹尼尔·拉加斯指导，后一篇由依波利特指导。《精神病与百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立即受到历史学家曼德鲁和布罗代洋以及作家布朗肖的高度肯定。福柯被任命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入学考试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广播电台发表《精神病的历史与文学》的系列演讲。年底，《诊疗所的诞生》完稿，并起草《雷蒙德·鲁塞尔》。
　　1962 修改《精神病与人格》，从此该书改名为《精神病与心理学》。结识吉尔·德勒兹，从此成为他的至交。阅读法国著名医学家和解剖学家比沙和作家萨德的著作时，对“死亡”概念进行精避的知识论分析。他认为，“死亡”并不是如同传统医学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生存的终点，而是一条模糊不清的“线”，人在这条“线”上来来去去不断来回穿越。“死亡”，就是人在来来去去的穿越中，同其自身的来回遭遇。也就是说，所谓“死亡”，就是人在一条不确定的线上的来来去去过程中，不断地与自身遭遇和相交错。福柯说：“萨特与比沙，这两位同时代人是相异的双胞胎。他们俩把死亡和性置于西方人的身体中。这两种经验都缺少自然色彩，表现出逾越的性质，但同时又包含着绝对争议性的权力，以至现代文化以它为基础，幻想建构一种能够显示自然人的知识。”福柯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大学心理学教授，并担任哲学系主任。
　　1963 4月出版《诊疗所的诞生：一种医学望诊的考古学》和《雷蒙德·鲁塞尔》。外交部任命福柯为东京法国文化中心主任，但由于福柯舍不得离开丹尼尔·德斐特，放弃了这个职务。重读海德格尔的著作。
　　1964 与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克罗索斯基、吉恩·波费雷特、享利·毕洛、瓦狄默、吉恩·瓦尔、卡尔·勒维兹、科利及蒙狄纳里等人筹划新版《尼采全集》。
　　1966 年初，正当他的《语词与事物》付诸排印时，福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哲学是诊断的事业，而考古学是描述思想的方法”由德勒兹一起担任《尼采全集》法文部分的主编。4月，发表《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与德里达和阿尔杜塞频繁来往，并宣布“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超越人文主义”。9月，福柯决定移居突尼斯。法国掀起结构主义浪潮。10月，萨特发表批评福柯及结构主义的文章，指责福柯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
　　1967 福柯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深感兴趣。年底访问米兰，结识安伯托·艾柯。
　　1968 重读贝克特与罗莎·卢森堡的著作。5月，巴黎爆发学生运动和全国罢工，福柯停留在突尼斯，支持当地的学生运动。10月27日，福柯的导师依波利特逝世。年底，任巴黎第八大学教授。
　　1969 福柯积极参与巴黎第八大学的学生运动，支持学生造反。开讲“性与个人”等课程。2月22日，应法国哲学会邀请发表认考古学的演讲，强调他们德里达和罗兰· 巴特之间的差异。3月，《知识考古学》发表。11月30日，法兰西学院决定将依波波处特原调的“哲学思想史”讲座改名为“思想体系史”。福柯是该讲座的候选人之一。
　　1970 福柯被纽约大学邀请前往美国，发表论萨德的论文，并在耶鲁大学进行演讲，访问福克纳的故乡。4月，福柯被正式选为法兰西学院终身讲座教授。5月，为新版《巴塔耶全集》写序。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教授身份促使该版《巴塔耶全集》避免了许多政府出版禁令。在该书的发表会上，福柯乘机为居约达的禁书《伊甸，伊甸，伊甸》翻案，使该书得以正式出版。9月，前往日本访问，发表《论马奈》、《精神病与社会》及《返回历史》等学术演讲。11月，访问意大利佛教罗伦萨，再次发表论马奈的论文。12月，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说，论述他的知识考古学研究的特征，并宣布即将开讲“知识的意愿”。
　　1971 2月，为了支持举行绝食抗议的政治犯，福柯决定成立“监狱情报团体”简称GIP，该组织总部就设在福柯的寓所，而他的伴侣丹尼尔·德斐特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此同时，福柯还支持并参与由萨特等人所组织的“人民法庭”，但在斗争策略方面与萨特等人略有不同。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为蓝本。《论述的秩序》正式发表。春，“监狱情报团体”在法国各监狱散发调查表。到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麦克吉尔大学访问，同当地反政府的独立分子接触，并在监狱中会见受监禁的《美洲白色黑奴》的作都瓦里耶。5月，福柯等人在监狱门口以“煽动者”的罪名被警察逮捕。与“监狱情报团体”所写的《对二十所监狱所做的调查表报告》公开发表。福柯还需要热内一起，支持受迫害的美国黑人领袖乔治·杰克逊。7月，法国监狱容许犯人看报纸及听广播电台的广播，这是由福柯领导的“监狱情报团体 ”所作的斗争的第一次胜利。9月，福柯多次表示反对死刑。年底，在法兰西学院开讲“惩治理论与制度”。在巴黎“互助之家”举办电影晚会，放映描述监狱状况的影片，福柯同萨特和热内表示对当代监狱制度的抗议。接受电视协会的邀请前往荷兰，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就人的本性问题进行辩论。“监狱情报团体”发表第二篇监狱调查报告《对一所典型监狱的调查》。
　　1972 福柯同萨特、德勒兹、莫里亚克等，静坐在法国法务部庭院，抗议不合理的监狱制度。福柯再次被捕。释放后第二天，福柯亲自架车同萨特前往造反中的雷诺汽车工厂，支持造反中的工人。德勒兹与加达里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第一卷《反俄狄浦斯》出版，福柯向德勒兹祝贺时说：“应该从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摆脱出来。”德勒兹回答说：“我负责弗洛伊德，你对付马克思，好吗？”法国《拱门》杂志发表福柯与德勒兹的讨论集，两位哲学家都集中地谈论权力问题。 4月福柯再次访问美国，分别在纽约、明尼阿波利斯等地，发表《古希腊时期真理的意愿》和《17世纪的礼仪、戏剧及政治》，并访问阿狄卡监狱，表示：“监狱并不仅是真有镇压功能，而且还有监禁权力的生产功能。”10月，受到美国康奈尔大学邀请，发表《文学与罪行》、《惩治的社会》等。年底，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皮埃尔·里维耶及其作品》。“监狱情报团体”解散。福柯参与筹划创立《解放报》。
　　1973 “监狱情报团体”的第四篇监狱调查报告《监狱中的自杀事件》，在德勒兹的主持下正式出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开讲“规训的社会”，这一课程后来改名为“惩治的社会”。在其中，福柯还把“排除的社会”严格地同“封闭的社会”区分开来。5月，前往蒙特利尔、纽约和里约热内卢等地进行学术访问。9月，《我，皮埃尔·里维耶》出版，深受欢迎。10月，出版《这不是一支烟斗》。
　　1974 在法兰西学院开计《精神病治疗学的权力》，并主持有关18世纪医院结构以及自1830年以来精神病治疗学清规戒律学科状况的研讨会。4月，由于《研究》杂志曾经发表《同性恋百科全书》，受到法律追究。福柯为此发表谈话，指出“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同性恋获得发言和进行正常性活动的权利？”7月，对德国导演斯洛德，希尔伯贝格及法斯宾德等人的影片深感兴趣，并接见瑞士导演丹尼尔·施密特，对影片中的性与身体的表现方法等问题发表意见。福柯等人还发表《公开讨论监禁制度》的备忘录档，呼吁政府改善并维护犯人的基本人权。年底，在里约热内卢主持有关“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及“19世纪精神病治疗学中的精神分析系统谱学”的研讨会。
　　1975 在法兰西学院诗有关“精神病治疗学的法医”研讨会，并开讲“导常者”的系列课程。2月，继续研究画家马奈等人的作品，深入研究绘画与摄影的相互关系。《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正式出版。4月，《观察家》杂志发表专刊《法国大学的偶像：拉康、巴特、李欧塔和福柯》，描述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时的那种庄重，严肃及备受尊敬的、几站接近偶像崇拜的神秘气氛。春天，访问加利福尼亚非大学，发表《论述与镇压》和《弗洛伊德以前的儿童性欲研究》，并同德勒兹会晤和展开讨论，引起美国大学生的广泛兴趣。同时，还对当地同性恋、吸毒、禅宗、女性主义等社会小团体的活动深感兴趣，大加赞扬。9月，支持西班牙反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政治犯，要求西班牙政府给予无条件释放。
　　1976 年初，“必须保卫社会”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福柯宣布将结束五年来对权利的镇压模式的研究，并试图将权力关系的动作过程描述成战争模式。福柯说：“已经耗用五年的时间研究规训问题，今后五年将集中研究战争和斗争。……我们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实行权力。”5月，在伯克利和斯坦福进行学术演讲。8月，《知识的意愿》手稿完成。12月《知识的意愿》作为《性史》第一卷正式发表。
　　1977 《知识的意愿》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特别是受到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的喝彩。由于《监视与征罚》英文版的出版，福柯受到美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年底访问东西柏林，讨论监狱问题，被联帮警察逮捕。
　　1978 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安全、领土与居民”的课程，重点从原来的权力问题转向统治心态问题。开始起草《性史》第二卷。4月，访部日本，连续发表“性与权力”、 “权力的基督教教士模式”、“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等演讲。5月，出席法国哲学会，发表“什么是批判”的学术演讲，但福柯表示，他个人倾向于将题目改为“ 什么是启蒙”。夏天，福柯因车祸脑震荡而入医院。后来，当萨特殊性在1980年逝世时，福柯曾对莫里亚克说：“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车祸时，汽车震撼了我，我被势到车盖上面。我利用那一点时间想过，完了，我将死去；这很好。我当时没意见。”9月，匆匆访问伊朗，试图支持当时反抗独裁统治的伊朗民主人士。11月，同萨特等人积极支持越南难民。12月意大利记者特龙巴多里向福柯建议，开展同意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讨论。
　　1979 从年初开始研究古基督教教父哲学文献，主要探讨基督教关于“忏悔”的历史，以便探索基督教采取何种方式对基督教徒个人进行思想控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性史》第二卷的基本内容，并将基督教这种特殊的思想控制方式称为“权力的基督教教士运作模式”。课程“生命权力的诞生”开讲。此课程所批判别的主要对象是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福柯宣称：“国家没有本质，国家不是一种普通性的概念，本身并非权力的自律源泉。国家无非是无止境的国家化过程。”4月，福柯为法国第一本同性恋杂志《Le Gai Pied》创刊号撰写一篇支持自杀的文章。为此，福柯遭到法国各大报刊的批判。10月前往斯坦福大学，为坦纳尔讲座讲授统治心态。
　　1980 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对活人的统治”。2月，福柯接受《世界报》访问，他要求该报不该发表他的名字，《世界报》为此称之为“戴假面具的哲学家”。3月26 日，罗兰·巴特因车祸去世。4月9日，福柯参加萨特的葬礼，同成千成万的群众护送萨特的灵柩前往墓地。8月，阿兰·施里旦发表论福柯的英文著作《真理意志》。9月英国记者在柏克利大学发表《真理情形主体性》，并支持“从古代晚期到基督教诞生时期的性伦理”的研究会。11月，在纽约大学发表《性与孤独》。在达尔姆斯学院发表《主体性与真理》及《基督教与忏悔》。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生命权力的诞生》。
　　1981 年初，在法兰西学院开讲“主体性与真理”，探讨“自身的技术”作为管辖自身的方式究竟如何运作。5月，在鲁汶大学法学院发表《做坏事，说好话：论法律程序中的招认和见证的功能》。福柯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法律中的某些重要程序，是延续和继承基督教“忏悔”的手段，玩弄权术游戏。10月，受马克·波斯特邀请，前往洛杉矶，参加“知识、权力与历史：对于福柯的著作的多学科研究取向”的研讨会。会见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洛文达尔和马丁·杰伊。纽约《时代周刊》发表《法国的权力哲学家》。福柯说：“我更加感兴趣的，并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性的历史。”在伯克利，准备建立“福柯—哈贝马斯研讨会”，哈贝马斯希望他的主要论题是“现代性”。
　　1982 春，福柯抗议捷克当局逮捕在布拉格访问中的德里达。5月，前往多伦多参加符号论及结构主义方法研讨会，会见库尔勒、艾柯等人。发表《古代文化中对于自身的关怀》。从此，福柯研究重点转向斯多葛学派哲学。6月，打算辞去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教授职务，以便移居伯克利。7月，患慢性鼻腔炎。8月，巴黎犹太餐厅遭恐怖分子炸弹威协，福柯决定经常前往进餐，以示抗议。10月，在佛蒙特大学发表《自身的技术》
　　1983 在法兰西学院开讲“对自身与他人的管辖”的课程。3月，完成《性史》第二卷的绝大部分草稿，书名为《快感的运用》。哈贝马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与福柯会见。英文版《福柯作品评注》由迈克尔·克拉克主编，正式出版。4月，前往伯克利发表《关于自身的艺术与自身的书写》。10月，再次访问伯克利，连续六次学术演讲，并在布尔德和圣德·克鲁兹做两次学术演讲，至使他极度疲劳，决定不再在法兰西学院授课，并从此回避在公众场合露面。准备翻译伊莱亚斯的《死者的一次性》。12月，卧病不起。
　　1984 年初，接受抗菌素治疗，身体稍有好转。福柯在一封致莫里斯·炳格的信中说：“我得了艾滋病。”2月，身体再度感到疲倦，但坚持恢复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并修改《性史》第二卷草稿。3月，伯克利大学与福柯合作研究的师生，针对20世纪30年代后西方国家政府统治心态的变迁，寄来一份研究计划。其中提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在社会生活、经济计划化及政治组织三大方面行了重建。他们为此主张对新产生的政治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五项研究计划：（一）美国的福利国家与进步主义；（二）意大利的法西斯与休闲组织；（三）法国的社会救济国家及其在殖民地的城建实验；（四）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五）包豪斯的建筑与魏玛共和国。这时，福柯经常到医院就医。但他并不要求医生给予治疗，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早在1978年，福柯曾经就死亡问题与法国著名死亡问题研究专家阿里耶斯讨论。他当时说：“为了成为自己同自身的死亡的秘密关系的主人，病人所能忍受的，就是认知与寂静的游戏。”3月10日，福柯在继续修改草稿的同时，接见被警察驱逐的马里和塞内加尔移民，并要求政府当局合理解决他们的问题。5月，《文学杂志》发表福柯专号，庆贺《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6月，福柯身体健康状况恶化。6月25日，福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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