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 刘慧英 扫描版

概述：

将女人的容貌作为取悦于男人的本钱自然是为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性质所决定。在那样的社会里年轻女性除色相之外一无自身价值可言，绝大多数女人都不过是依附于男人、供男人驱使作乐的玩物，即使是相濡以沫的妻子也不例外，一旦“色衰”，便难免被休弃的命运。霍小玉与李益初次相遇时即有此忧思：“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损。霍小玉以“女萝”和“秋扇”自喻，体现了男权文化所赋予女性的特定的形象意义：女性是一种没有自我意愿、自我决策权利和自我行为体现的物化了的附庸——攀援着男人的植物或被人闲置的纳凉工具。“女萝”和“秋扇”在此再形象不过地体现了那种女性历史遭遇和命运：女人只能是取悦男人于一时的被观赏、被玩弄、被践踏乃至被抛弃的被占有物，她不能也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和自觉——只能是攀附在男人这棵大树上存活的“藤”或 “花”；年轻女性的美貌——直言不讳便是色相，则如盛夏时的扇子，能笼络住男人一时，而一旦到了“秋凉”便免不了被搁置或被嫌弃的命运。因此，美貌和年轻便成为千古不变的男权文化传统中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千古不变的追求(它同时也是女人对自身的根本性追求)。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中国文学擅长描摹少女、少妇的青春美，而很少涉及或几乎完全否定中老年妇女的女性魅力；与“才子佳人”平行的另一种婚姻程式——“老夫少妻”，也是一种脍炙人口的文学形象关系程式。人们喜欢貌美女性，更喜欢年轻的貌美女性，如果只具美貌而不再年轻充其量也只落个“人老珠黄”。中国男人对女性的这种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同样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地被驱使和驾驭。在封建文化结构中女人无主体性可言，幼年时代是其父亲的女儿，一迈入豆蔻年华便得被寻觅夫家，出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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