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文集上卷张竞生影印版

快捷索引

张竞生一生著作甚丰，在哲学、文学、社会学、民俗学、逻辑学、人口学和性科学诸多领域均有涉猎，约有300多万字的著译作品。本书收入目前搜集到的他的大部分著作，近80万字
中华民国时期性哲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性教育学、性美学、性文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简介：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室，广东饶平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被斥为“神经病”。 1921年～1926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北大哲学教授。1926年公开出版《性史第一集》，遭报纸杂志声讨。1927年～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其时，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不堪，张因之名声扫地，成为众矢之敌。1928年～1933年再度赴法，翻译并出版《忏悔录》、《歌德自传》等著作。1933年～1937年，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于农业厅。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自愿回故乡饶平。“文革”置始遭红卫兵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

张竞生：中国性学第一人

4月8日，和同事来饶平浮滨，顺便来瞻仰张博士的故居。斯人已去，但对后来者来说，依然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为此，他家乡人把他生活过的地方圈起来，变成一个小花园。旁边尽是田园风光，幽静处，似乎可见哲人在思索。
　
对于潮汕人来说，百年内在文史哲方面难以有出其右者；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提倡的性科学则为我们括清了几千年的蒙昧。
他是先知先觉者，他的性学说，鲁迅说要200年才实现，如今中国人已经在享受他的科学；他解放后最早向毛主席提出要计划生育，如今是我们的国策。
一、从留法哲学博士到北大教授
　　在二十世纪初期，张竞生算得上中国学术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选修了法文，伏下了他后来留学法国的因缘。在这里他还认识了孙中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生23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有人认为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可能稍有夸张，但他确实认识不少国民党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据说为汪精卫探监报信的就是张竞生。
　　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嘉许。1912 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等人以官费生出洋。张竞生到法国，先入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又入里昂大学哲学系，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法期间，他也热心于社会活动，曾与汪精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法华教育会”，对其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心中则是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愿。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上他推行一些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之类。如果说这些改革是那时新潮人物行事中应有的风格，那么他上任伊始就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当然不被理睬，未免显得太不合时宜，太书生气十足了。
那时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来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是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他正好大大施展一番平生抱负。

二、在北京大学
张竞生一到北大，就和胡适一同接待了当时欧美生育节制运动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 (Margart Sanger)之访华。不久又曾积极组织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访问，但爱因斯坦中途变卦，未能成行。
　　张竞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也就是今日的计划生育，堪称先知先觉，但因“不合国情”而大受抨击。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张竞生将这些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出版后，周作人在文章中称赞作者极有“天才”。张竞生还组建了“审美学社”，提倡美育。接着又组建了“性育社”，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张竞生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
　　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不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许多人士参与了对此“四项定则”的讨论，其中包括鲁迅、许广平等人。观点当然不尽一致。但是能够公开讨论爱情是何物，在当时也不失为非常解放之举了。
　　那时的北京大学，弥漫着浓厚的自由化气氛，学术研究很少禁区。比如说民间的色情歌谣，就在学者们的研究之列，并且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1922年又开始发行《歌谣》周刊，其征集条例中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周作人等人对此事非常热心。而张竞生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受此自由研究氛围之影响，认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俗等，当然也在应该研究之列，于是在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却没料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本人由此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三、《性史》风波
　　《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册。书中收集的是张竞生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中的几篇，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等文。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这些议论多是从他本人的道德标准、审美情趣和生活经验出发的，略举一段为例∶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啦！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于是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此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不满，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浑如篇》、《性史》等书。”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发表了投书，并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周作人说他已经看过《性史》等书，“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
与周作人当时这样的持平之论相比，其他一些人后来的态度就要激烈得多了。比如这场风波之后十二年，阿英在抨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王小逸——他的小说中不时有些准色情内容——等人的小说时，就说∶“简言之，可称为《新性史》，实由于其对于性行为的无掩蔽的写述。”《性史》被视为色情作品的同义语。再过三年，潘光旦在霭理斯《性心理学》译序中，将张竞生斥为“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还说“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是终究“忍无可忍”云云。
　　《性史》如何使张竞生大被恶名，还可以看张竞生后来的自述，他在自传性质的作品《十年情场》中说∶“近来有些人以为我是巴黎长期的学生；习染了法国的淫风。看《性史》如猪狗的苟且，尽情地任它发泄出来。又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性史》就是现身的说法！”
　　张竞生被此恶名，实在是很大的冤枉。
　　他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性史材料，是和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的教授们事先讨论过的。当《性史》第一集出版时，他已经征集到二百余篇，原准备继续出版若干续集。但他一看社会反应不佳，立刻取消了出版计划，并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已经落入一个百口莫辩的陷井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史》第一集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张竞生之名，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据说达十集之多。张竞生不得已，诉诸法庭，有一次也曾判不法书商罚款五百元并不准再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查出出版者，只能徒唤奈何。张竞生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澄清事实，结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为《性史》连同所有的续集都是张竞生编印的。
　　据张竞生自述，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费二百元，他都分发给了各个作者，自己未拿一文。书店预支给他的第二集稿费一千元，他通知取消出版计划时也全数退还了。那时北大的教授收入甚丰，经济非常宽裕，并不会把这点钱看得多重。然而攻击他的人却传说他编印《性史》赚了几十万大洋。

四、来到上海—— “美的书店”与“第三种水”
　　《性史》风波，正是在1926-27年之际。那时北大教授每任教四五年后照例可请假出洋游学一两年(薪水照发)，张竞生已符此例，遂请假南下。到上海时，恰逢张作霖攻入北京，派刘哲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去职，蔡元培在北大的旧制多被更张。据张竞生自述，他为此决定脱离北大，就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也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性史》风波闹得声名狼藉，在北大存身不住才去上海的。
　　当时的书店往往编辑、出版、销售集于一身，“美的书店”也是如此。张竞生与友人集资两千元，在上海福州路500号开张。出资最多的友人谢蕴如就任总经理，张竞生自任总编辑，另外请了几位临时编辑。开张之后，生意兴隆，张竞生他们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
　　“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主要有三类∶
　　一是《性育小丛书》。这是从蔼理斯著作中所论各种性问题编译而成，通常每个专题约一两万字。丛书采用平装本，封面上都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又因丛书定价低廉，因而购者踊跃，非常畅销。
　　二是普通文艺类书籍，包括美学、宗教、艺术等。
　　三是浪漫派文艺和文艺丛书，如《卢梭忏悔录》、《茶花女》之类。
在此期间，张竞生又创办《新文化》月刊社，社址在今上海淡水路复兴中路口丰裕里94号。《新文化》创刊于1927年1月1日，封面上标举“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内有“社会建设”、“性育”、“美育”、“文艺杂记”、“批评辩论”、“杂纂”等栏目。创刊宣言中称∶
　　到如今，我国尚脱不了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尤可惜是连这一半文明尚是旧的、不适用的！故今要以新文化为标准，对于个人一切事情皆当由头到底从新做起。……
　　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样惊世骇俗，我们当尽量地概述，并作一些有系统的研究。创刊号上就展开了“妇女承继权”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知名人士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人都在《赞成妇女承继权者签名书》上签名。《新文化》月刊的“批评辩论”栏也非常吸引读者。月刊的印数曾高达两万份，成为当时少见的畅销杂志。
　　“美的书店”之兴旺一时，或许还与另一个经营特色有关。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学生意”还一直是男性的职业，但是“美德书店”却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不难设想，这样一家以编印销售“性书”为特色的书店，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然是非常轰动的。张竞生自己对此也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
　　　　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

　　“美德书店”所编印各书中，在当时最引起争议的，或许就是张竞生那本《第三种水》。
　　所谓“第三种水”，是指在性交过程中女性达到快感高潮时，从阴道中所射出的一种液体。此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家早已发现，也已经被现代的医学观察所证实。张竞生特别标举“第三种水”，本是强调性交中不仅要让男子感到快乐，更要让女子也达到快感高潮。他还相信，出现“第三种水”时受孕而育的孩子可以更加健康。为了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张竞生又主张采用某些气功来辅助，如丹田运气之类。在今天来看，其说当然不无猜测臆想之处，但总体上并非谬误。
　　“第三种水”之说当时遭到周作人、潘光旦等人的抨击。他们认为此说是“不科学”的；又说丹田运气之类是企图复兴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论，到了今天，我们早已不难发现，这些抨击当然不全正确—-有的是因所见不广，有的有点“上纲上线”。当时张竞生自然不服，也写文反驳，大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以前那些将张竞生说成“堕落文人”、“ 无耻文人”的作品和传说中，经常向人们描绘如下一幕戏剧化的场景∶“流氓无赖来到‘美的书店’，向年轻的女店员要‘第三种水’。”似乎“美德书店”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下三滥”场所。其实这种传说本身就是偏见的产物—-认定去买“性书”的人必然就是流氓无赖。
　　“美的书店”虽然一度非常兴旺，却是好景不长，只两年光景就关门歇业了。据张竞生自述，是因为书店业同行嫉妒、恶意倾轧的结果。内情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五、婚姻与恋爱观
　　张竞生17岁时，曾由父母作主，在家乡与一比他小两岁的女子结婚。几年后张竞生在上海念书时这位女子即去世，两人未有子女。
35岁那年张竞生与褚问鹃在北京结婚。一年后生一男孩，取名真儿。但是到上海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中间虽曾一度重修旧好，但最终褚问鹃离张出走。于是张竞生在《新文化》第2期上刊登了他们离婚的广告，张竞生又在《新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恨》之文，斥褚离他出走。
　　对于张竞生的《恨》一文，则有周作人大加攻击。张竞生认为周文完全是“恶骂”，难以容忍，就与周作人大打起笔墨官司，后来发展到意气用事，张竞生甚至攻击周作人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老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云云—-而事实上周作人出任伪职还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张竞生后来表示∶“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燃烧到失却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与张交恶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时将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场》一书中，他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编印《性史》的三种动机之一，就是“即主张情人制与性交自由制”。下面这段关于“美的书店”期间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
　　书店雇员有许多女性，又相当漂亮的，而在社会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么，我对于女子必有许多浪漫的故事了。实则，说起来真奇怪，连我自己在后想起来也觉奇怪，在这个时间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实是如此，我为写出自己的真实传记，有就说有，无的不能捏造为有呢
在他看来，这一两年内“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也难怪有人会将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现身说法了。

六、身后是非谁管得
　　“美的书店”歇业之后，张竞生于1929年去杭州讲学，结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谓“性宣传罪”驱逐出境。幸得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资助，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并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译著计划。张竞生抵法后，在巴黎郊外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工作室。却不料陈铭枢去职，资助不再能够获得，译著计划无法实施。陈铭枢愧对老友，乃以私款15000元赠张竞生，使他仍得以在国外过了几年安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国内，那时主持广东省政府的陈济棠也是他的同学，陈济棠给他一个“实业督办”的头衔，委他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兼广州《群声报》编辑。
不过张竞生此时似乎已经壮志消歇，逐渐下降为家乡一个地区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饶平，做了一些组织修筑公路、开办苗圃之类的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竞生出任饶平县民众抗日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创办饶平县农业职校，推广农业新技术，还写了《新食经》、《饥饿的潮州》、《山的面面观》之类的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竞生曾任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林业厅技正、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感觉。张竞生回首往事，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夜灯报》社出版(大陆有1988年昆仑出版社的印本，但书名是《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据说他在 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他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
张竞生一生的社会活动，除编印《性史》一事因过于超越国情，在当时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之外，其余皆为有益于社会、有功于文化之举。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人们的观念也是在不断开放的，“谈性色变”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张竞生的乡亲们没有忘记他。1984年，当地政府为他正式恢复了政治名誉。1988年，为了纪念他的100岁诞辰，特意召开了“张竞生博士学术思想讨论会”，颂扬他是一位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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