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三十年當中,這場小大之辨相當複雜,如果你去看《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話就會發現,講到歷史理論時──更早以前可能說歷史哲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會被談到的歷史理論只剩下一種,就是歷史方法論。我們到底該怎樣看待歷史、怎樣整理歷史、怎樣呈現歷史?這三十年來的新潮流,正是對過去小大之辨的反動。落實到史學研究與書寫上面,倒不是說大家來寫小的題材,而是我們應該「重視細節」。
我們如果看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時報出版)。對我們這些學中國史的人來說,老實講,這本書並不值得讀,它描述了我們「早就知道」的那些人,把跟五四運動有關的人物傳記拼湊在一起,替他們做了一部群傳。像魯迅這樣的名人,史景遷在《天安門》寫到任何一件事,大概沒有什麼我以前不知道的。但這本書畢竟不是為我們這種人寫的,它的敘述策略不在我們,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我們。史景遷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清楚認知他的讀者,他知道他的讀者不懂May Fourth,他們只知道一個籠統的「中國革命」。美國另一位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大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對美國人來說正是這樣,中國有個大革命,就像法國有個大革命,俄國有個大革命一樣。但革命的細節,例如五四運動,他們全然陌生。
他另一個敘述策略是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這些事怎麼來的?我們享受了這些事事來歷的答案。一旦我們反過來追索它們的來源,所有的事,我們曾經以為簡單、必然的,頓時成了一則則豐富、生動的故事。他從維梅爾的帽子講起,一開始先談論這種帽子和荷蘭軍事的關係。這種帽子不是在歐洲生產的,而是在加拿大。因此這個帽子的材料,必須從歐洲人到加拿大的殖民談起,而歐洲人到了加拿大,碰到當地印地安人,之間又擦出什麼火花?一個一個問題丟出去,一頂帽子拉出一個世界。
十六世紀的中國就是明朝的後半葉,那的確是一個極其輝煌的社會。他們沒有問到卜正民,但我想他的答案也差不多。看他寫的《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聯經出版),他挖掘出的明朝人的縱慾和享樂,直到今天都還令人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