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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国打着收复瓦桥关（位于今河北雄县，曾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国，后被柴荣夺回）的旗号，由太后萧绰、皇帝耶律隆绪亲自统领20万兵马大举南犯。 20万大军，差不多就是辽国能够调动的全部机动兵力。在此前北宋攻辽的几场重要战役中，只需要5~10万的辽军就能打得数十万宋军屁滚尿流，这回换成辽军人多势众了，岂不是能将宋军一战打崩，甚至一战灭国也不在话下？
传统印象中契丹人打宋人就像爸爸揍儿子一样轻松，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恰好相反。 在冷兵器时代，攻克由重兵把守的坚城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极为头疼的难题。而对于擅长快马利箭、野外决胜的游牧民族而言，更是个近乎无解的送命题，当然辽军也不能例外。所以当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宋军选择躲在坚固高大的城墙后面死守时，骑在马背上的辽军一身的力气使不出，只能气得干瞪眼。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辽军攻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攻不下；转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还攻不下；绕道去保州（今河北清宛）、定州（今河北定州）试试运气，结果运气依旧不佳；郁闷憋屈到极点的辽军又跑到瀛州（今河北河间）泄愤，却遭到守将李延渥迎头痛击；此后辽军主力全力围攻冀州（今河北衡水）、贝州（今河北清河）仍无进展，只好彻底放弃治疗——对澶州（今河南濮阳）围而不打，试图吸引北宋援军，再在野战中取得一场大胜来遮羞。
辽军孤军深入，看似局面占优，实际上已陷入宋军的铁壁合围
也就是说，辽国倾举国之兵全力攻宋，结果在河北大地上转悠了仨月，在无数座坚城之下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只拿下了遂城（今河北徐水附近）、祁州（今河北安国）、德清（今河南清丰）等几座因战略地位不重要而被宋军弃守的小城。像保州、定州、冀州这样的大城契丹人根本啃不动，至于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大名（今河北大名）这样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干脆连碰都不敢碰，只能绕着走。最后看似契丹人围着澶州跟宋军打了个不分胜负，实则是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前有北宋禁军主力拦截，侧翼有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只要身后无数座军城中的河北守军齐出，那就是铁壁合围、关门打狗之势，辽国就此一朝灭国也非妄言。后来富弼在出使辽国时曾遭到战争威胁，就直接拿澶州之战说事，让辽兴宗耶律宗真哑口无言： “弼曰：‘北 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在无论是战略全局还是单一战场全面占优、起码也不落下风的情况下，为啥宋真宗赵恒非得坚持跟辽国签下澶渊之盟这个看起来屈辱到了极点的不平等条约？
宋人又不傻，如果没占到便宜，完全可以不签那个澶渊之盟
现在有许多人评价古人，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尤其喜欢把古人当傻子。孰不知那些喜欢把别人当傻子的家伙，往往智商都挺愁人。 史上任一王朝，皇帝很有可能是个二百五，但能混到被朱佩紫这个高度的军国重臣肯定个个都是人精。尤其在北宋这个特殊的王朝，这些人往往比皇帝更像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者。 那么他们为啥要签下一纸总被后人称之为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
01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炅在灭掉北汉后未及休整，突然下令转兵北向，试图一举夺回燕云十六州，历时25年的宋辽战争就此爆发。
无论对辽、夏、金、蒙，宋人都是打响战争第一枪的那个家伙
是的，你没看错，看起来一副小受样儿的北宋才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 不仅是宋辽，后来的宋夏、宋金、宋蒙战争，打响“第一枪”的都是宋人。然而两宋虽然很擅长发动战争，但在长达319年的时间里却从未学会过如何体面的结束战争，更遑论干净利索的赢得战争。 唯独修炼得炉火纯青的一件事，就是求和——请注意，这俩字在此处并非全都是贬义。 澶渊之盟的签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赵炅两次征辽均落得个惨败而归的下场，不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更糟糕的是宋军就此全面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而更更糟糕的是，契丹人也是有脾气的。 你撩完闲了，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从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在岐沟关之战惨败后，辽军就发起全面反攻，北宋被迫全面转入被动防御。话说宋军虽然接连吃了好几次败仗，但所谓的开国气象犹在，以李继隆、杨延朗（即传说中的杨六郎）等为代表的武将还没被文官集团拆掉脊梁骨，所以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宋辽两军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沽海口的边境线上反复争夺、拉锯。宋军有了坚城为凭，完全无惧辽军凌厉的攻势；而辽军凭借着骑兵的机动性来去如风，“打草谷”打得宋人痛不欲生。 这种烂仗即便再打上一百年，到头来可能还是从前那副熊样。
澶渊之盟签订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两国均被长期的消耗战折磨得痛不欲生
同时，辽国自萧绰执掌大权以来，经过对宋战争的重大胜利以及持续的内部治理，国力迅速增强，呈现出空前绝后的盛世局面。受此鼓舞，萧绰生出了南下灭宋、一统南北的雄心大志。 当然了，饭得一口一口吃，事要一步一步办。尤其是战争这种事关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一定要找到个起码在名义上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不但会影响军心士气，弄不好激发敌人的誓死抵抗之心，那可就麻烦了。 偏偏这个开战的理由，萧绰还真有。而且跟赵炅一样，都是跟燕云十六州有关。 对宋辽两国来说，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就是笔烂账。宋人主张的最大理由就是“自古以来”，但契丹人完全不能同意——要是这个理由成立，起码半个辽国都得姓宋，那日子还怎么过？ 契丹人坚持的理由，在于燕云十六州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而是石敬瑭心甘情愿献给他们的。而辽国拿到这块地盘时，大宋朝的开山老怪赵匡胤还在活尿泥玩呢，所以燕云十六州跟你们宋人有啥关系？ 双方各说各话，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靠谈是根本不可能谈出个结果的。那就只能靠打——谁的拳头大，地盘就是谁的，这才是无论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的硬道理。 在我们的印象中，因为北宋一直打不过辽国，所以燕云十六州一直为后者所有——这个答案不能算错，但也不全对。
燕云十六州的问题，靠谈是谈不来的，只能靠打
因为北宋打仗不行，但不代表别人也不行。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攻辽，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复了瀛、莫（今河北任丘）、宁（今天津静海）三州以及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境内）、瓦桥关和淤口关（也在今河北霸县境内）三关。此时的辽国一片混乱，若非天不假年，使得柴荣在攻取幽州（今北京）时突然暴病并很快身亡，弄不好这工夫就该轮到契丹人来找宋人讨要燕云十六州了。 所以继承了后周遗产的北宋，其实手中就握有燕云十六州中的三州三关。而这，也就成了萧绰开战的借口，而且在契丹人看来完全合理。
02开战理由找到了，但仗打起来却跟契丹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此前的宋辽决战，都是宋攻辽守，然后野战定胜负。这回萧绰倾举国之兵而来，本以为宋人也会像他们一样大举增援前线，这样他们就可以围城打援、发挥野战优势，从而聚歼北宋禁军精锐，一举确立战略优势。
宋人守城的本事，就像契丹人野战一样在当时根本找不到对手
所以我们才看到辽军像没头苍蝇似的在河北大地上到处乱转，逮到个城池就攻一下，然后眼巴巴的等待宋军援兵的到来。可在整整3个月的时间里，萧绰和耶律隆绪转啊转、攻啊攻、等啊等，结果却连个鬼影子都没等来。 宋军以城为凭，各自为战，反正就是不出城，也不增援，一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德性。就一个傻货、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跑出来救援友军，结果不但全军覆没，自己也被契丹人抓了俘虏。 有了老王做榜样，这下宋军更是宁死不露头了。 萧绰急了。既然打援不成，那就夺城。等夺下几座重镇，看你宋人还坐不坐得住、派不派援兵。 而萧绰首选的目标，就是被柴荣夺走的三州之一的瀛洲。只可惜萧绰只能在辽国国内说一不二，瀛洲守将李延渥可不听她的，还让契丹人遭受到自南下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契丹主与其母亲鼓众急击，发矢如雨。延渥分兵拒守益坚，契丹遁去，死者三万余，伤者倍之，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驿书以闻。”（《宋史·卷二百七十三·列传第三十二》）
等不来援兵，又攻不下城，萧绰的面子栽进了泥坑。不过女人一旦被逼急了，往往比男人更加可怕和不计后果，比如此时的萧绰。
一向冷静睿智的萧绰，在澶州之战中罕见的冲动失态，结果险些吃了大亏
她就认为，之所以宋军不上当，就是因为没被打到痛处。那么宋人的痛处在哪儿？萧绰认为就在檀州。 檀州，就是今天的濮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北宋定都汴州（今河南开封）以后，两地间的直线距离不足300里，几乎就隔着一条黄河。可以说一旦檀州有失，汴京就将向契丹人敞开怀抱，几乎无险可守。 然而在河北诸多重镇无法攻克的情况下，不顾一切的贸然深入敌国境内近千里，意味着辽军的后勤补给线随时面临被掐断的风险，更意味着一旦战局不利，这支辽国最精锐的部队几乎没有全师而还的机会。 可是女人一旦发起疯来，根本不管有什么后果，谁劝也不听，就是要打檀州，一定要把宋军的援兵给逼出来。 不过要是萧绰知道此时在她想象中智珠在握、就是不肯上当的赵恒君臣在干什么的话，一定会疯上加疯。 因为宋廷始终不肯派出援兵，并非是看穿了契丹人围城打援的谋划，而是压根就没工夫操心这点破事。那么他们在忙什么？答案是忙着迁都。 自打听说契丹人倾举国之兵南犯，赵恒就被吓破了胆，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开溜……呃不，应该叫迁都。
萧绰只是偶尔不靠谱，赵恒不靠谱是常态
话说600多年后的大明崇祯年间，面对直扑京城而来的李自成，朱由检也想跑……呃不，想迁都南京。可问题是满朝文武统统反对，迁不成都的朱由检就问那你们谁有办法挡住李自成？结果谁都没主意，气得这位崇祯皇帝大骂“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明季北略·卷二十·初三辛卯李建泰请南迁》）。 好在赵恒驾下的大臣们相对靠谱，也没人跟他抬杠，只不过在到底把大宋朝的都城搬到哪里去这码事上，人人都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当时朝中大臣以北方人为主，所以他们看中的地方基本不出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或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但赵恒却并不满意——毕竟跑得还不够远嘛，万一契丹人继续追过来，难道还得再迁一次都？ 这时朝中为数不多的江南人、参知政事王钦若（今江西新余人）跳了出来，建议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然后蜀人、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今四川阆中人）就不干了。江南虽远但还是不够安全，没听说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吗？不如咱们都搬家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去吧。 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宋朝堂乌烟瘴气到了何种程度。这时候要是把后来的澶渊之盟搬出来，赵恒君臣哪会有意见？巴不得赶紧签署生效，别说30万匹两的岁币了，300万都能磕巴不待打一下的送出去。
寇凖可谓是改变了北宋国运，甚至是中国历史走向的人物
就在一片群魔乱舞之中，新任宰相寇凖站了出来，嗷的吼了一嗓子——谁再瞎哔哔，我老西儿就砍了谁： “帝以问凖，时钦若、尧叟在傍，凖心知之，乃阳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邪？’帝乃止。”（《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四·宋纪第二十四》）
在掐死了赵恒逃跑的念头后，老西儿（其实寇凖是陕西人）又开始忽悠他御驾亲征。本来以赵恒的胆量，是绝不敢去的。可是在晚年彻底昏聩之前，赵恒的性格是非常软弱的，根本架不住寇凖的连哄带骗加吓唬。尤其是这位他一度非常信任的宰相还信誓旦旦的保证，所谓的御驾亲征就是跑到黄河边，隔着河给对岸的将士打打气以及便于就近了解战况。一旦局势恶化，一定会带着他第一时间开溜。 忽悠住了赵恒，寇凖回头就又跑去忽悠住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于是等到赵恒的御驾赶到黄河岸边时，是否继续渡河以及进不进快被辽国大军包围住的檀州城，就已经不是赵恒所能控制得了的事情了： “帝初不欲过河，寇公力请，高琼控帝马渡过浮梁。帝登城，六军望黄屋呼‘万岁’，声动原野，士气大振。”（《邵氏闻见前录·卷一》）
号称御驾亲征的赵恒，其实是被寇凖绑架进澶州城的
所以说赵恒就是被寇凖绑架到檀州城的，即便不是怒火冲天也是一肚子委屈，这就为后来澶渊之盟的签订埋下了伏笔。
03就在赵恒被寇凖拐到檀州的前后，宋辽两军的战局也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时有辽国大将萧挞凛在城外巡视，因为一不留神靠城防有点近，被宋威虎军头张绬（一说周文质）发现，就操纵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朝他射了一弩。
就是这玩意鬼使神差的要了萧挞凛的命
话说三弓床弩这玩意，就相当于今天的榴弹炮，属于重型火力支援武器。好处是威力大、射程远（最远可达1000~1500米），缺点是难以机动，操作费劲（一架弩得好几十人伺候），而且距离越远射击精度越差——指哪儿射哪儿就别指望了，射哪儿指哪儿还差不多。 所以张绬射这一弩，目的就是威慑、警告，压根就没想过能射到啥玩意。谁知这无心插柳的一弩却鬼使神差的正中萧挞凛，并当场要了他的小命。 这下辽军差点炸营，而且士气彻底崩了。 为啥？辽国自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时代风光一时后，就陷入了几十年的低谷，直到耶律贤和萧绰两口子横空出世才重现昔日荣光。但耶律贤多病，萧绰又是女流，所以更多的承担起辽国中兴大任的，是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韩德让这“三驾马车”。 可就在数年前，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先后病逝，韩德让也是老迈不堪。而身为萧绰族兄弟的萧挞凛趁机崛起，在澶州之战中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辽军第一人、有实无名的主帅。 可想而知，他的死对于辽军的影响有多大。 尤其是对萧绰而言，萧挞凛这一挂，不但使得这场宋辽之战的前景变得愈发莫测，更糟糕的是很可能对辽国的国内局势产生难以预知的影响。尤其是在耶律隆绪年过30仍不能亲政、还在被迫当“妈宝男”的情况下，萧绰骤然失去了最信任、最可靠的盟友萧挞凛，很难不会对国内局势产生忧虑。
萧挞凛的死，打破了辽国的国内平衡，使得萧绰不得不急于结束战争
于是她动摇了，想赶紧回国去稳定政局。在短时间内完全不可能拿下檀州城的前提下，萧绰想要脱身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赵恒议和。 听说契丹人要退兵、要议和，在檀州城内一日三惊的赵恒乐得一蹦三尺高，恨不能立马就答应下来。可问题是自从他大爷和亲爹归天以后，大宋朝的皇帝说话越来越不算数，简单说就是如果没有重臣们的认可和背书，那就啥都干不成。 所以赵恒只好开会研究，然后群臣不出意料的又吵成了一团。当然了，大家吵架的主题并非该不该议和——除了寇凖和杨延朗外，压根就没人反对议和——而是该怎么议和。具体来说，就是提啥条件。 因反对议和而差点被踢出会场的寇凖，退而求其次的提出议和可以，但辽国必须割地，起码得归还幽、蓟、瀛、莫、涿、檀、顺这“山前七州”，否则就死战到底。这种强硬的态度，使得一天都不想再在檀州呆下去的赵恒对寇凖彻底厌恶，战后不久就把他的相位给撸了。 然而，局势占优的赵恒不敢让辽国割地，陷入困境不得不主动求和的萧绰却硬气得很，直接要求收回当初被柴荣夺走的三州三关之地。 其实对于三州三关的得失，赵恒并不怎么在乎。但他却不能不在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那就是遭万世唾骂——后来关于澶渊之盟的舆论反转，被视为“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赵恒的心态就崩了。又是伪造天书，又是东封西祀，又是大建宫观，又是赏官赐禄的，直到晚年变得疯疯癫癫、根本无法理政，便可看出这厮虽然无能，但其实还挺想要脸的。
赵恒起码还要脸，比起赵构来绝对算是个优点了
所以他不愿意割地，又害怕因此导致辽人拒绝议和，于是便想出了个“好主意”，那就是拿钱砸。 因此后来在澶渊之盟最遭诟病的“岁币”，其实是整个议和期间在北宋内部最没争议的一个条款。就连最激进的寇凖，也认为只要岁币不超过30万两匹，就是可以接受的。而赵恒对于岁币能承受的底线显然更高，甚至觉得“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因此当首席谈判代表曹利用谈出了个30万两匹的结果时，对赵恒而言近乎是个意外之喜——“上不觉喜甚，由此利用被赏尤厚”。而当有人质疑岁币给的太多时，另一个对辽激进派、宰相毕士安却认为“不如此，虏所愿不满，和事恐不能久”（以上皆引自《龙川别志·上卷》）。 所以甭管后来怎么挨骂，但起码在当时，北宋君臣给契丹人送岁币送得不但心甘情愿，而且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简直是皆大欢喜。 这又是为啥？
04后来人们提到澶渊之盟，几乎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岁币上。但事实上在宋辽两国签订的这份正式名称叫《澶渊誓书》的文件中，北宋向辽国缴纳岁币只是双方达成的诸多共识之一：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 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搔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契丹国志·卷二十·澶渊誓书》）
澶渊之盟内含玄机，可不仅仅是北宋给辽国送钱那么简单
再结合一些不便形成文字但两国默契遵守的事项，《澶渊誓书》实际包括了以下7项主要内容： 1、两国罢兵，恢复友好。辽国不再向北宋追讨三州三关之地，北宋须每年向辽国缴纳绢20万匹、银10万两作为补偿； 2、宋辽两国结为兄弟之邦，耶律隆绪尊赵恒为兄，赵恒尊萧绰为叔母，后辈以此为基准，排序长幼关系； 3、两国划定边界，各自约束军民，互不侵犯； 4、签订了中国最早的一份“引渡协议”，即彼此不可接收另一国的叛逃人员和罪犯。一旦出现类似事件，必须抓捕并协商返还； 5、两国均有保护并制止本国军民骚扰对方农业生产、破坏农作物的业务，一旦发生，应予赔偿； 6、两国均不在边境地区增设军事设施，凡有大规模军事调动应事先通知对方，以免误判； 7、在边境地区开设榷场，进行贸易，非协商一致不得任意关闭、停废。
如果不把目光只盯在岁币上，而是全面复盘《澶渊誓书》的主要内容，会不会给人以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北宋除了丢掉了点面子，其实是占了大便宜？ 事实上对争取到这份和议成果的北宋首席谈判代表曹利用，上至赵恒下至朝中百官均赞誉有加。在那个崇文抑武之风已成气候的时代，对于一个武将出身的官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哪怕后来曹利用获罪自尽，士大夫对其的评价也是同情惋惜，而非落井下石： “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侥幸，而其亲旧或有因缘以进者，故及于祸。然在朝廷忠荩有守，始终不为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宋史·卷二百九十·列传第四十九》）
为啥？因为在《澶渊誓书》中，几乎所有的条款都对北宋有利。
除了岁币外，澶渊之盟的其余条款均对北宋有利
甚至最遭诟病的岁币也并非说不过去——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就觉得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这码事不太靠谱，还弄出来个“封桩库”，储钱成百上千万贯，打算藉此把石敬瑭卖出去的土地再赎买回来。如今赵恒从封桩库中掏出了很少的一部分，就名正言顺的让辽国不再追索三州三关，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赎买、算不算遵从祖训？ 其余的就更不用说了。 宋辽结成的是兄弟之国，可不是让赵恒成为石敬瑭那样的儿皇帝，更非像《绍兴和议》那样卑躬屈膝的称臣，所以与屈辱无关——说不定感到屈辱的是耶律隆绪，毕竟按协议他得管赵恒叫哥。 至于划界、两国互不容纳叛亡、保护农业生产更是全盘有利于北宋。要知道自雍熙北伐之后，宋辽之间的攻守之势易位，辽军动辄越界“打草谷”，宋军处于全面被动防御势态，根本无力应对。每年因此造成的百姓死伤、生产破坏以及财产损失，远不是那30万匹两的岁币能够比拟的。 签下一纸文书，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澶渊之盟后，辽军越境打草谷的事件虽仍偶有发生，但频次和破坏程度无疑大大降低了，而且北宋方面也能理直气壮的进行交涉和要求赔偿），对于北宋而已简直是一劳永逸的大好事，同时变相削弱了辽军的战斗力和士气。
由于机动性的差距，澶渊之盟前北宋对辽国动辄越境打草谷完全没有办法
至于在边境停建防御设施，看似北宋吃了亏，但实际上只是给辽国一个象征性的心理安慰。为啥？因为在赵大、赵二这哥俩在位时就在河北边境地区大兴土木，不但修筑了数百个大小城塞，而且在城外大肆种树、挖水塘、修水田。这套以限制契丹骑兵机动性为主要目的的综合防御体系的规模之大，堪称奇迹，仅“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神宗熙宁八年》），以至于让辽军苦不堪言，只能偷偷搞小规模的破坏——史书中“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宋史·卷三百一十七·列传第七十六》）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更重要的是，这套防御体系在澶渊之盟签订前后已经基本建设完成，也是造成辽军在河北大地举步维艰并最终不得不突击澶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不然曹利用怎么会大度的答应契丹人，以后俺们不搞房地产了？
05但澶渊之盟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疑惑。其中最常被提起的大概有两个——其一是北宋为啥不“趁病要命”直接围歼或击溃孤军深入到檀州城下的辽军，其二则是一向强势的萧绰为何会答应这么多明显对其不利的条件？
别看北宋形势一片大好，但出城野战吃掉辽军的把握还是很低
先说简单的，就是萧绰为啥会签约。 都说萧挞凛稀里糊涂的挂掉是萧绰丧失继续打下去的信心的直接原因，但事实上不止于此，赵恒被寇凖拐到檀州城也是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话说赵恒进檀州后虽然一肚子怨气，而且成天吓得睡不着觉，可问题是这事广大的北宋军民以及围城的辽军不知道啊，士气的此消彼长就必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在赵恒没进城之前，宋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管好自己防区内的那一亩三分地就算齐活，防区外就算天塌地陷了又关自己毛事？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辽军狂飙突进，宋军安心摸鱼。 可现在皇帝不但进了檀州城，还被辽军围住了，这下谁还敢摸鱼？尽管赵恒既无能又懦弱还很让人瞧不起，但这厮毕竟是全体大宋文武官员的衣食父母，是大宋朝存续下去的象征。要是他被弄死了或被契丹人抓走了，大家伙的工资谁给开？还怎么继续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所以自打赵恒进了檀州城，就“整个晋西北乱成了一锅粥”。河东军开始调动集结，河北军侦骑四出，甚至非战区的京东、京东路，永兴军路，淮南路等地也开始紧急动员，随时准备去勤王护驾。 一时间，集结在檀州城及附近准备作战的北宋军民达数十万之众。
要是北宋玩了命，辽军能否全师而退还真得打个问号
更要命的是，河北的宋军不敢再摸鱼了。他们一不摸鱼，辽军的后勤补给线自然也就保不住了。 所以萧绰面对的局势急转直下，不得不主动求和，甚至宁愿吃个大亏也得先保住这些对辽国至关重要的部队再说。 那么北宋的局势如此大好，为啥不趁势出击跟辽军决战，反而答应议和？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尽管占据优势，但宋军仍很难取胜。即便取胜，后果恐怕也会更加严重。 其实单纯论战斗力，直到澶渊之盟时宋军并不辽军差。若是两军堂堂正正的正面交锋（前提是主帅不像赵炅那么蠢），宋军就算打不赢，想输也不容易。 可问题在于宋军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因为缺马而组建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这就导致了哪怕宋军能击败辽军100次，但只要后者撒腿就跑，前者就什么胜果都拿不到；而辽军只要击败宋军一次，就能予取予求，毕竟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四条腿，高粱河和岐沟关等战役的结果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这回辽军孤军深入，算得上是被宋军重重包围。但只要萧绰下定决心要突围归国，以宋军的协调指挥尤其是机动能力也很难将其围歼，起码20万辽军中跑回过10万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缺乏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是宋军永远的短板
一战歼灭10万辽军，固然是北宋立国以来空前的大胜，可之后呢？ 宋军继续向北挺进，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乃至夺取更多的辽国领土显然是不现实的。自从赵炅两次北伐惨败而归之后，北宋在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对辽国的战略进攻能力，而且随着曹彬、潘美等开国名将陆续离世，宋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滑坡。即便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战果，能否保持住还需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契丹人不但全民皆兵，此时也尚未腐化堕落，即便南下的主力兵团遭受众创，亦不足以改变其在野战中的巨大优势。可以预见，一旦宋军挺进辽境，必将面对契丹本族及辽国汉人部队的层层阻击及持续骚扰，尤其在机动性劣势无法改观的情况下，重蹈高粱河和岐沟关的覆辙并非妄言。 然后，难道契丹人不会报复？可以想象，自此两国边境将战事延绵不断，而且激烈和频繁程度远非此前可比。这样的压力，谁能受得了？ 而且就凭赵恒，压根不可能下定这样的决心。 既然不能打也不敢打，那就只能谈和了。
06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在外，而在内。
对于赵恒和文管集团来说，迅速终结战争才能有效的抑制武将势力
如果北宋不同意议和，那么宋辽两国毫无疑问将继续打下去，已经打了25年的战争再打出几个25年都不奇怪。 战争继续，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毫无疑问，将是刚刚被文官们捆住手脚的武将集团。 后世对两宋的崇文抑武向来多有诟病。但这一大政策的出台，也不是没有其合理之处的。 自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就成为阻碍各朝国计民生的最大毒瘤。在这些军阀的统治下，他们想杀谁就杀谁，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想抢谁家的媳妇闺女就抢谁家的媳妇闺女，完全没有王法可言。 据北宋宰相王钦若主编的《册府元龟》记载，五代时青州节度使刘铢执法时根本不管罪行轻重，行刑时或双杖齐下，笑谓曰“合欢杖”，或按犯人的年龄决定杖数，谓之“随年杖”；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时，往往将整村整寨的百姓当成盗贼杀戮。有时为取乐还故意挑断百姓的脚筋后抛弃山谷，任其“宛转号呼，累日而死”（《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七·牧守部之酷虐》）；西京留守王守恩为了聚财胡乱收税，税目之多骇人听闻——就连上厕所、行乞都得缴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也不准出城埋葬。有时乱收税都欲壑难填了，他就纵兵直接冲进百姓家去抢。 可以说在“武尊文卑”的时代，除了军阀和当兵的人人生不如死，日子过得还不如狗。 有人可能会说，武将跋扈哪怕有千般不是，起码有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抵御外侮啊！可事实却与这些人脑海里的幻想恰好相反。
崇文抑武固然很糟，但纵容武将实力坐大的后果会更加可怕
就拿唐朝来说，藩镇没割据起来的时候，唐军能横扫四合、天下无敌；当藩镇割据起来但还能受中央控制时，大唐王朝也能艰难的拖垮吐蕃、震慑回纥、降服南诏；可等到藩镇彻底失控以后，那些完全由由军阀建立起来的政权，外战却愈发拉胯——后唐、后晋是被谁灭的，难道不是辽国吗？ 后来把武将拿捏得死死的文官，在从晚唐到宋初的百余年时间里，同样过得生不如死。每逢改朝换代，那些沐猴而冠称王称帝的军阀通常都要宰一批大人物以示“革故鼎新”，最合适的人选往往就是名气挺大又没什么用的文官。要是哪个文官混得位高名重了也不是啥好事，典型如五代最著名的政坛不倒翁冯道，一生共仕五朝、奉十帝，后来被欧阳修和司马光痛骂为“无廉耻者”、“奸臣之尤”——你当老冯乐意？那些军阀皇帝们争着抢着要将其弄到麾下，无非是当块遮羞布或装饰品，这是冯道能拒绝的？事实上他屡请致仕都不可得，即便回乡守制的事被契丹人听说了，都要发兵去抢人。 所以换成你我是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崇文抑武，要不要文尊武卑？ 所以赵匡胤身为一介武夫，却不得不捏着鼻子抬举文官，否则他的大宋朝很难不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代。 所以历经赵匡胤、赵炅和赵恒三代皇帝和无数文官的努力，好不容易给武将装进了笼子。要是刺史不议和而是让战争继续扩大下去，这帮玩意再跑出来咋办？ 所以终北宋一朝，无论君臣也无论政见异同，反正有一个基本共识是牢不可破的，那就是必须控制武将，不许其干政。为此，无论什么代价他们都愿付出。
在澶渊之盟中获益最大不是北宋也不是辽国，而是士大夫
所以，弄出个澶渊之盟又算个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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